琉璃厂杂忆

　　垂暮之年，常念京华旧事，特别是那条只有一里左右长的琉璃厂街道。那里鳞次栉比地开设着古旧书店、古玩铺、南纸店。记得我常去翻阅旧书、欣赏珍玩。主人笑容可掬，待客彬彬有礼，即使我什么东西也不买，临走时主人也送出门外，还招呼声：“走好！下次再来！”有时碰到喜爱的东西，常常只花一点钱就能买下，所以尽管事隔数十年，现在想来，还历历如在眼前。

　　有一次，到东琉璃厂路北一家小旧书店翻书。主人的名字忘记了，小店是他一人经营的。他见我当时只有３０来岁，风华正茂，就对我作出了错误的估计。随手递我一本破书，说：“你看这本书好吗？”我翻开一看，这是本内容荒诞、涉及风流韵事的书，就一声不响地退给了他。他又递给我另一本书说：“这本书一定好了，你留着吧！”我一翻，是属于《礼拜六》之类的旧小说期刊，里面都是讲男女爱情故事。我又退给了他。他再拿出一本破旧的失落了封面的木刻书籍递给我说：“这本可是再好也没有了，你喜欢吗？”我接过来一看，认出这是本残本《金瓶梅词话》，因为失落了封面，看不出它是哪种版本，但插图极佳，刻工精细，正因为里面有裸体女人的图像，店主人就以为一定投我所好了。我用一元钱买下这本书，现在这本书还在手头，但是说不出它该值多少钱了。

　　庆云堂是厂肆有名的碑帖店，我用几角钱在那里买过一本残破的《麻姑仙坛记》碑帖，一直使用至今。两角钱买过半锭同治年间的墨。现在很难找到的旧纸，那时常可买到。记得我在庆云堂用一元钱买过一卷残纸，里边有薄可透明的蝉翼宣，有故宫的旧高丽纸，有的纸厚实皱折，从成色上看起码是清初的。这些纸太不规则，有的只有尺余见方，有的只是几寸狭长的条子，虽不理想，但对一个嗜爱书画的人来说，这些纸可画成小品，裱个小立轴，也是相当古雅的。

　　东琉璃厂路南有个“老骆”开设的小古玩铺，此人似乎不计较售价，我从他那里以五角钱买进一方酱油青田石章，玲珑剔透，煞是可爱。以一元五角收进一方鸡血石，是藕粉底，血不少，就是小些，只有寸半长，半寸见方，于是他以不贵的价钱卖给了我。此石我仍留着，已请人刻了字。

　　厂肆颇有人才，不可小看。乾隆年间李文涧著的《琉璃厂书肆记》就已记下老韦这样的古籍专家，之后代代相传，人才辈出，有的人是我当年所熟识的。

　　４０年代末我在琉璃厂通学斋旧书店认识孙耀卿其人，他熟悉版本目录，尤精通清代禁书。那时他边和我谈话边在书籍中夹条子，我问他做什么，他说“编书”。这就是后来不久问世的《贩书偶记》，此书后来一版再版，遐迩闻名。孙耀卿告诉我他在会文斋学徒时，周树人、周作人、朱自清、郑振铎都是因买书和他交了朋友。和孙耀卿一样，以书商而有著作闻名者尚有王晋卿，他对裱书和识别版本极有研究，著有《文录堂访书记》。北京著名藏书家伦明曾写诗赞扬这两位书商出身而成为学问家的人：“书目谁云出□亭，书场老辈自编成。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同王晋卿。”其他懂行的书商有刘际唐，开设松筠阁，以熟悉期刊杂志出名，如果你要配一本稀有的旧杂志，他都能在以后为你找到。琉璃厂流传着一则他痛骂日本人的故事。１９３０年左右，日本人松村太郎到松筠阁古书店买书，和学徒发生口角，他猖狂地要书店辞退学徒，并以不到书店买书为要挟。刘际唐大义凛然地拒绝了日本人的无理要求，表示宁可不做生意，也要保护学徒，一时传为美谈。

　　古玩商中精通业务的人如宝古斋邱震生，擅鉴别王石谷的画。那年代“四王”的画是热门贷，但赝品颇多，王石谷的画更是鱼龙混杂，邱能一眼识破其真伪。黄百川、黄镜涵精通铜器，也识封泥。我曾见他家有成袋的封泥放在桌子底下。将这样贵重的汉代文物盛放在普通麻袋里，令人吃惊。我问他为何不放在较为妥当的箱柜里，他一笑说：“东西太多，放不下。”二黄都已先后去世，他们那些贵重的收藏品不知流落何方？令人悬念不止。张樾臣在西琉璃厂开设同古堂，以刻墨盒、治印著名。他与齐白石、陈师曾、姚茫父等友善，这些著名画师为他设计构图，经他刻成墨盒，就是一件极精致的工艺品。他曾赠我一册他印制的《士一居印存》，里边全是他刻治的印拓，其中不乏名人，如溥仪、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刀法、篆法堪称上乘。上述诸公都已谢世。

　　喜欢游逛琉璃厂的人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欣赏琉璃厂肆的牌匾。这里商店字号的字迹优美，足以使你翘首仰望，留连忘返。

　　北京商店的牌匾有个规律，老年间前门大街一带讲究“无匾不是□”，“无匾不是恕”。王□，字爵生，善写欧体字。冯恕，字公度，善写颜体字。琉璃厂商店的牌匾要高出于王□、冯恕等人的手笔。这里专有文人、雅士、名流为他们题匾。清朝的王公大臣不少是著名书法家，他们下朝以后来到琉璃厂翻阅古书，欣赏古玩，有时高兴了，就铺纸舒腕为店写一块匾。我记得起来的著名牌匾，如翰文斋旧书店的牌匾是光绪时曾任户部左侍郎的孙贻经写的。咸丰时曾任体仁阁大学士的祁隽藻为隶古斋法帖铺写过匾。道光时的大书法家何绍基为富文堂等书店写过不少块匾。同治时状元、宣统时曾任东阁大学士的陆润库为荣宝斋写过匾。北洋政府时期当过内阁总署的华世奎写得一手好颜体字，传说他应人写字，必须要两刀毛边纸，写完后从中选张最好的。一般人求他写字很难，和平门城门上的“和平门”三字，就是北洋政府花了３００元大洋求他才答应写的，但是他却不要一文替琉璃厂虹光阁古书店写了牌匾。梁启超用小欧体为藻玉堂古书店写了“藻玉堂”三字，后来沈尹默又为藻玉堂续写了“藏书处”三字，写的是魏碑，方整中微见挣扎。两块匾左右相对地挂在藻玉堂门脸上面，在琉璃厂传为美谈。

　　在琉璃厂的匾额中大家一致推崇翁同□写的字，这与他赞助变法维新，后来又受到慈禧的排挤不无关系吧？茹古斋的匾是他用鸡毫笔写的，雄浑有力，颇有生气。宝古斋的匾也是翁同□写的，但这里有一段掌故。宝古斋主人邱震生告诉我，１９４４年他开设宝古斋古玩店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写匾，正好赏古斋古玩店关闭了，赏古斋的匾是翁同□亲笔题写的，他就要过那块匾来，请著名金石家陶北溟设计，把“赏”字改成“宝”字，这样翁同□为宝古斋“写”的匾又在琉璃厂享有盛名了。

　　最后还要说一下的是以卖酸梅汤著称的信远斋的匾。这是清末老翰林、溥仪的师傅朱益藩写的，一式两块，“信远斋”和“蜜果店”，标准的馆阁体。喝酸梅汤的人，一边喝着冰凉的冷饮，一边悠悠地欣赏着这两块匾。从前朱益藩的字不好求，民国以后，朱在琉璃厂南纸店挂笔单，他的字很多人都可以买到了。

　　　　　　　　　　　　　　　　　１９８４年４月１９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