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京味儿之旅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民书局曾为我出版《两地》一书，两地是指台湾和北京。台湾是我的故乡，北京是我成长的地方，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我在《自序》中曾说：

　　……北平是我住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地方，读书、做事、结婚、育儿都在那儿，度过金色的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因此我的文章自然离不开北平。有人说我“比北平人还北平”，我觉得颂扬得体，听了十分舒服。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常常幻想自小远离的台湾是什么样子，回到台湾，却又时时怀念北平的一切，不知现在变了多少了？总希望有一天喷射机把两个地方连接起来，像台北到台中那样，朝发而午至，可以常来常往，那时就不会有心悬两地的苦恼了。人生应当如此，我相信早晚会做到的……

　　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朝发而午至的愿望果然达到了，其实三年前的一九九○年我初达北京，就已经是当日到达的。这次是第三次了，但前两次还到天津、上海、西安等地旅行，这次却是纯北京之旅，所以题名曰：《我的京味儿之旅》，自己很喜欢。

　　为了当日到达，必须到港转合适的飞机，旅行社为我安排的是乘早八时半的华航，十时半到港，再转十二时半的中国民航，下午三时就抵京了。因此在台北家中凌晨四时即起，准六时上路，何凡和吾儿夏烈伴我去桃园中正机场。今天一点儿也不塞车，不到一小时就到机场了，行李交运后，便到餐厅吃早点，准时上机。

　　到港后，我正在排队办理转机时，听见有人喊“林阿姨”，转头找原来是长笛手小胖胖樊曼侬过来了，我很高兴，问她到哪儿去，原来她也是转机到北京，已经办好了，又指指后面说：“吴静吉也来了！”还有其他的同伴，他们也是不期而遇各有所事。孤独的旅行，变成搭了伴儿，岂不一乐事。我也告诉他们，我此番是应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之邀，去参加十一月十六日该馆举办的“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出版座谈会”，也就是全套大系第一辑十卷的首发式（台湾称新书发表会）。吴静吉则是去参加一个小剧场运动的会，静吉在台近年热心于小剧场活动，两岸能彼此参考进行，也是不错的。我们期以到京有机会再联络，静吉、曼依则建议我十五号晚上可以去看“人艺”的新戏《鸟人》，据说非常好，他们也要去看，我谨记于心。

　　上了中国民航，在几位北京大姑娘的空中小姐服务下，我找到了座位。刚坐下，马上空中小姐的“京味儿”就出来了，只听见站我不远的小姐冲着前面喊“行李箱子别摞（luò）着放！”她喊了两声没人理，乘客还是各自往头上的柜子塞东西。此机是波音七四七，全机满是台湾、香港的乘客，我不知道有谁听得懂她这“别摞着放”的意思（不要堆叠也）。她这时急得只好向前面跑去亲自处理了。

　　下午三时四十分准时到京，在台北出发时是个大晴天，到北京仍是万里无云，一点儿也不冷，我高兴极了。在机场，静吉和曼依帮我在转盘上取了行李推出去，远远看见侄儿祖炽和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副馆长舒乙先生已经在等候。行李搬上了车，一路向属于二环地区的旅馆驶去，此地老地名是东四十条地铁口旁。我知道儿媳明祺昨天才自辽宁来京住了夜返美了，都是由炽侄接送订旅馆，我不由得向他说：“这些日子多亏你和远立（侄媳）了，送往迎来的！”他京味儿地回答我说：“没事儿！”在北京，你到处可以听到这三个字，它包含了不客气、没关系、哪里哪里等意味，我以前没说过，现在也不习惯用。我这次到京一周，外务就都由舒乙和炽侄两人安排，身边琐事则是侄媳萧远立陪我在旅馆同住来管理。他们夫妇俩都在首钢工作，远立是首钢报社的副社长，做事麻利快又能干，亏得有她陪我。

　　到旅馆办好了手续进房间，然后下楼到草堂茶社饮茶商量日程事。这是一家小吃风味的茶馆，草顶竹篱，装修别具风味，两位王姓经理，女经理并向我献花，连远立刚向我献的，这么会儿工夫两把漂亮鲜花了。大陆现在也很兴献花，记得十月到上海，是应首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办人之一的吴贻弓导演之邀，下了飞机，他还在门口迎接各国来宾，于是从门口起他部下小姐便一捧捧鲜花献给来宾，到了旅馆，屋里已有花束，我也闹不清那几天收了多少，别人也一样。说实话这也很累，接花、摆姿势、拍照、说客气话儿……。

　　坐下来和舒乙安排这几天的节目，明天十四号晚，我约在京亲友餐聚，是舒乙建议在骡马市大街南来顺，他说：“离您从前老住家不远。”南来顺有多样北京风味小吃，他都一一代点了，并不要吃整桌席。我则向他说，明天十四日上午能不能安排先拜访几位老前辈：冰心女士、夏家老嫂子、胡■青女士（老舍夫人）、萧乾、文洁若夫妇。

　　这么说定了，我和远立回屋，打开我的箱笼，把该送人、替人带的，全都翻出来了，一下子就空了多半箱。接着给台湾家人打电话，报告平安。又给何凡要好的中、小学同学孟广俊、刘刚等人通电，约他们明日请早。这样折腾到半夜十二点才在远立的催促下上床，她说明早八点半就要来接呢，我说无论睡多晚，我的不良习惯就是夜里四五点就醒了。

　　十四日凌晨起来，掀开窗帘向外看，大雾迷蒙，我对远立说，雾气弥漫的早上，表示雾散就是大晴天，这是我的“台湾经验”。但是八时半下得楼来，才发觉天气冷飕飕，细雨绵绵。衣服穿少了，却还相信等下会雾散天开呢！就这么哆嗦着上了车，还好车上有暖气。先到冰心女士的家，她家住民族学院多年，去早了些，舒乙说我们在车里坐十分钟，到时再上去；在车里等待时间时，我倒想起了一件往事，五十多年前了。

　　我们上了楼，在她的会客室兼书房等待，今天是由她的二女婿在外语学院教书的陈恕教授前来陪伴，等了一会儿，冰心女士笑眯眯地出来了，她一向都是坐在书桌前的轮椅上接受访问、会客、写作等。她因腿疾行动不便，所以已经很多年不出门了，但是每月访问她的人不少，要求她题签、写序的事也很多，我就看见过很多经她签名、写序的书籍，成人的或儿童的。所谓一经品题身价不同吧！她很好，能答应的都不推辞。

　　她今年九十三岁，目明耳聪的，笔下不歇。我先向她报告了我的来历，并且送呈我的著作三本：《城南旧事》、《隔着竹帘儿看见她》、《写在风中》。她也送我一本她的近著：《关于女人和男人》，看看是今年四月才出版的，我首先获得，何其幸也。《关于女人》是她在抗战时期借“男士”这笔名写的名著，但是到后来读者也都知道实在是冰心写的了。今番又加上《关于男人》，并用冰心本名，书厚达四百多页，“我的床头书”专栏有得看啦！

　　我这时想起刚在车上所记忆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便向她启口问说：“谢先生，我想起了一件五十多年前的往事，不知道您可有印象？那时我在北平世界日报做一名小小女记者，为妇女版的‘时代妇女访问记’专栏到燕京大学去访问您，连载了不少天哪！”她想了想，怎样也记不起来了，但又盯着问是何年之事，我可也说不出了，只好说：“是还在学校读书，做实习记者的时候，不过十七八岁吧。只记得您那时生小孩正坐月子，约的时间不到，您不见，我心里还挺别扭，先在校园里绕了两圈才访问到您。”

　　她一听说生小孩，便又问生哪一个？我哪儿知道哪！这时舒乙算算说，也许是一九三五年时，因为舒乙和她的二女儿是同年出生。也许是罢，我只好难为情地说，我要设法找到五十多年前的这篇访问记，如果写得还不错，就设法抄一份来。我为自己的记忆力抱歉说：“我也老了！”谁知冰心先生听了眯着眼拍拍我大笑说：“你呀！是小意思！”惹得全屋人都笑了。又提起我们访问只限半小时，该告辞了，说下面还要访问老舍夫人和萧老，谁知冰心听了又说：“什么叫萧老，才不叫！”我说：“那么加个弟字，您叫他萧老弟好了！”因为萧乾先生才八十出头。冰心又摇摇头说：“才不，我叫他小饼干！”原来萧乾的正名是萧炳乾，取其谐音也。大家听了又笑了，冰心实在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老人，我想到读传记中说她到了十岁还穿着男孩子服装，是个淘气的女孩。到现在还是这么淘气。

　　正要起身告辞时，忽然桌上跳来了一只大白猫，吓了我一跳。他们说这是冰心所饲养的一只爱抢镜头的北京长毛猫，如果客人来了半天没理它，它就不客气的跳来抢镜头。它已经猫龄十岁，那就是我们人类的八十岁了。大家都以为它是一只波斯猫，其实不是，冰心还为它写过一篇小稿，其中说此猫蓝色眼珠，浑身雪白但身上有两块黑球，尾巴也是黑的，有个俗名叫“鞭打绣球”，又可叫“雪中送炭”或“挂印拖枪”。冰心近年仍写作不辍，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代年轻时都读过她的名著，温馨小文如《寄小读者》、《繁星》、《春水》等，都是歌颂大自然、吟咏赞美人类之爱的美文，七十年来她仍不断写作，近年思想趋向积极，常写些针砭时局似专栏短评的文章，更赢得社会的敬重。

　　短短半个多小时的冰心访问，实在不够，但很有趣。

　　辞出后，还是秋雨淅沥不停，赶往我夏家看老二嫂去，她也九十三岁了，同样坐上了轮椅。她虽精神很好，但记忆力稍差，一件事要问多次，比起冰心来，可差着呢！她非常疼爱我这最小弟媳妇，每次见了都搂着我掉泪，如今只剩下我们一老一小两妯娌了（夏家兄弟八人）。她是和在外语学院教书的儿子祖火奎同住，去年五月何凡初访北京，到二哥家来，那时二老都瘫痪在床，二哥已在弥留状态。他们哥儿俩也有半世纪以上没见面了。谁知第三天侄媳便打电话来说，我们去的当晚二哥情形不好送医不治了。去年总算兄弟俩在半世纪后见了一面，是该满足了。

　　时间很赶落，我们接着该去访问老舍夫人——国家大老书画家胡■青女士了。舒乙并告诉我：“老太太中午请您吃薄饼。”“谁做呀？”我问，答曰：“我炒菜，于滨烙饼。”舒乙和于滨这对夫妇原来都是在苏联留学，同在列宁格勒林农工程学院化工系。现在于滨教授在北京林业大学林产化学教研室教水解课，而舒乙则改行投入文坛了。从老夏家出来，已经十一点过了，还得往安定门外东河沿舒家奔哪！

　　记得以前读许多报道，知道老舍先生夫妇都喜欢培养花木，老舍生前，有上六七百盆的珍贵品种菊花，不知现在住在公寓楼房是如何情形。及至上了楼往里走，倒也有几盆花儿草儿的，如窗台上就放着几盆特别培育的矮棵独朵大菊花，很别致，■青女士特别指点我，说这是很特殊的菊种。

　　■青女士年近九旬了，但身子骨还挺硬朗，前一阵还由儿媳陪着亲自到湖北开画展呢！自从厮守几十年的老舍先生自沉舍身而去以后，她有儿女孙陪着，倒也还能以书画自娱自处，每天书写不辍。她本就是自幼喜爱绘画艺术的，年轻时曾从师画家杨仲子、陈半丁、于非庵、孙诵昭等，到了四十年代又正式叩拜齐白石为师，并且深得真传。她擅长的本是工笔花卉翎毛，但自师齐白石后，对于写意画也颇具齐师之传。六○年代就成为北京画院的画师，而且是一级美术师，是可称之艺术界的国之大老也。

　　她和儿子虽住同楼，但各据一栋，老人生活规律，子女照应得不错。她拿出了一本个人大画册《胡■青画集》送我，是齐白石题签，印刷精美，去年才出版。她静静跟我掀翻画册，有所询问便讲解给我听，很健谈，这时她的儿子、媳妇下厨房去了，我赶快命侄媳远立也去厨房帮忙学习一番，因为于滨所烙的薄饼，不是一般两团烫面疙瘩抹油擀的，而是一张张擀圆放进蒸笼里蒸出来的。据说胡老夫人最爱吃薄饼，其实我也一样爱吃，而且在台北我家吃薄饼在朋友间还小有名气呢。可是我烙的薄饼极粗糙，每次都是拜托潘人木这烙薄饼能手给我烙来，她烙的薄饼也是一绝，一烙就是四张一摞，麻利快，我只知吃不问所以，到今天也闹不清她是怎么烙的。

　　很多卷饼菜都炒好了，我也饥肠辘辘，冷极了，总得吃点什么才能取暖，大卷其菜地吃了三卷，还喝一碗小米粥，身上才暖和起来。

　　吃吃说说两点到了，还得赶场去看萧乾先生。天南地北，我的城墙没了，舒家的安定门外离萧家的复兴门外，到底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反正有车子带路呗！

　　萧氏夫妇打从一九八八年在韩国国际笔会相识以来，已很熟识了，今天在他家又多一位青年朋友在座，那就是翻译凌叔华《古韵》为中文的傅光明，他这次是负责编选《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中彭歌的。我今天看萧氏夫妇气色都不错，他们正在努力于大部头《尤利西斯》的翻译工作，大概转年春天完成，一定是够辛苦的。我带了一本台湾九歌刚出版金阝是所译的上部送他们。世界各国很多已译成了该书出版，只有中国没有，没想到这一下子倒有两种译本出笼，而且都挤在台湾，这也是有趣的事。

　　问到我们一上午都去访问过谁，谈起冰心先生，我大概用了一个“■（上“他”下“心”）”（tān）字，萧先生笑了，他说：“我们这儿已经没人说这个代表尊敬的字眼儿了。”我说：“在台湾一般我也不说，只是见了纯北京人，又谈到长者，我的■（上“他”下“心”）字还是不免脱口而出的。”

　　我因在文洁若寄我新书《梦之谷奇遇》中谈到周作人那篇文章中，见到她提到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之事，我不免告诉她，周丰一和何凡在三四十年代，都因喜爱玩台球（四个球红白各二，台湾叫撞球），所以常常结伴到东安市场的会贤球房去打。我的印象中，两个君子般的年轻人，总是打完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顿饭，各自返家。今见洁若所写，丰一和父亲周作人在文革时过着那样惨绝人寰的日子，教人不忍卒读。我请洁若打电话过去，看他还记得这数十年（又是半世纪）不见的老朋友何凡吗？电话拨过去了，听说他也疾病缠身，相问之下，他说出的名字竟是何凡的弟弟，那也差不多，因为他们夏家这老哥儿俩，年轻时是在各种运动场出风头的人物。

　　我不敢多相打扰，反正后天十六号萧先生也还要去主持新书首发会呢！他们夫妇每天分秒必争地要做翻译工作，可以想象他们的时间也是很宝贵哪！

　　很有趣的一件事，在我临来北京前，收到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吕洁的来信，她说又给我要来了一笔稿费，因为他们发现某出版物内印有我的作品，却未经与该会及我联络，所以她替我要来了稿费若干，问我如何处理，她不知道我近日正要去京，而且在十四号的餐聚上，也请了协会的三位朋友即金坚范、张树英和吕洁。近年来，为著作权、出版权的处理，我已经跟他们成了好友。现在他们竟主动地给我处理这档子事，实在感谢，大陆现在对于版权等事也有了进步与改革，做事认真和正直，令人感佩。

　　十四日的餐会，是由表弟光正接我前往南来顺，进了二楼大餐厅，我的亲友们已经来了许多，我趋前跟他们搂搂抱抱，这么大冷天，人心可真暖和呀！及至到了吕洁面前，她笑眯眯地塞到我手中一个信封，我知道是那稿费啦！

　　客人到齐要开动的时候，我先致词一番，因为在座虽属都是我的亲友，但他们之间也还是有彼此不认识的，逢到这种场合，我最不喜欢严肃，便笑嘻嘻地说，我的亲朋好友在北京太多了，大家都要请我，试想我只来六天，怎能接受你们各个的邀请哪！所以我想了一个好主意，干脆由我这远来的客人来请诸亲朋好友，不是一样吗？这在中国有句俏皮话儿形容说：“客栈的臭虫——吃客人！”大家哄然大笑，我当年结婚的伴娘小淘气许业云举杯喊说：“臭虫我——在这儿道谢啦！”又是一阵笑。我挨桌介绍客人，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金坚范和吕洁时，我说：“我们台湾经济发达，金融来往债务繁多，所以有许多讨债公司成立了。现在我在北京也有个讨债公司，主任就是吕洁小姐，专代我讨稿费之债，瞧，她刚才一进门就塞给我一个信封，债讨来啦！谢谢我的讨债主任！”哈哈哈！

　　南来顺是个北京风味小吃最多的地方，舒乙给点全了，各种小吃一样样上来，闹不清有多少种，当一碗热豆汁（豆汁不是豆浆）端到我面前，我眼睛睁亮了，我可有四十年以上没喝这玩意儿啦，我连喝三碗，不好意思再喝下去。想当年我五岁到京，我母亲初尝豆汁，皱着眉头捏着鼻子做欲呕状说：“怎么喝泔水！”她二十五年来都不能闻见这味道，我则应当像是咱们台湾的雀巢奶粉广告说的：“我是喝豆汁儿长大的呀！”

　　北京西郊石景山区的翠微山南麓山坡上，在景色秀丽、峰峦绿丛环抱中，有一座不为外人注意却极富古迹价值的法海寺，它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其价值是在于内藏五百多年的明代壁画。这壁画非同一般，就拿它和敦煌壁画相较，也自有其高超处；只是敦煌壁画名气大，世人皆知，好像那就是世界第一。其实法海寺所保有的明代大型壁画，在绘画技术上，是非常精细完美的，它融合了我国历代壁画的多种技法，虽然它是五百多年前明代的宫廷画师所画，但是它继承了传统唐代的模式，又表现了明代特有的人物气质和内涵。

　　十一月十五日早起，仍是雾气腾腾的阴雨天气，在微雨寒冷中来到了石景山的法海寺。这天星期一本不开庙，是他们的休假日，感谢石景山区政府王建国主任的好意，知道我时间安排得紧促，便牺牲了假日，请来法海寺的文物保管所朱贵芳所长亲自带我参观、讲解，还有文化文物局蒙古籍的副局长寒青等位。我们是八时半自旅馆出发，一路向石景山开去，九时半到了石景山区政府聚齐，接了丁老师等数位陪同去的人，便向这躲在山坡丛林中的法海寺驶去。丁老师原来是第九中学老师，现已退休，他曾在庙中一住十几年，所以有关此庙的史迹、遭遇，都在丁老师心中有一本帐。

　　到了法海寺，首先看见的是门前两棵千年白皮松，和庙前陈列的也是千年的大铜钟。拾阶而上，进了大雄宝殿，在阴暗的天气下，殿内更显得黯然，所长是手持大型电筒照射着才能看清。庙内前堂原有泥塑菩萨四尊，现在全部空空没有了。原来当年大批的红卫兵来了，年轻人并不知道此庙的历史，只看见前面几尊泥菩萨，幸亏庙内看庙老人领着红卫兵们把泥菩萨打毁后，一散而去，他们并不知殿内墙上的明代壁画是多么的珍贵。这样，泥菩萨打烂，才保住了壁画。丁老师说，看庙老人吴效鲁先生的智勇实在是功不可没。

　　所长很仔细地讲解，天花板边沿上只有半明的日光灯，我仰头瞻望，有时凑在墙边，仔细倾听和观望，所长告诉我们壁上诸神佛的故事，和画法的精细。好像在左扇墙上是天女奔飞天上的美姿，而佛龛背面画的水月观音，则是壁画精神的头号人物，画上轻纱披肩，透视着肌肤之美，再加上胸前臂腕披挂的璎珞饰物，其美丽坐姿及肢体毛发莫不精细入画。朱所长告诉我们，五百年前所有的颜料，至今不剥裂脱落，保持原貌，不但如此，漏水也冲不掉颜色，是一绝也。他让我们趋前细看，人物衣饰上所画贴金描金，都经历数百年而仍金碧辉煌。水月观音如此，其他诸神诸佛也一样。我趋前看时，见墙上有数处钉子小洞的痕迹，据说此庙曾经住过军队、住过学生，甚至流浪的乞丐，埋锅造饭的情形都曾经有过。“不能填补吗？”我问，回答是那样反会破坏画面，只有今后知道它的珍贵而多加注意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采光的设备，简直等于零吧，但这是一座苦哈哈的寺庙，不知道当局可曾更加注意呢！

　　壁画上的诸佛神大概有六七十位，每位人物都有其故事，朱所长边照边讲，例如有一有趣的故事，是说母夜叉每天要吃一个人家的孩子，吃了有上百个孩子后，被佛祖把她自己的孩子压在木鱼下。待她去求情，才把她的恶习改正过来，成为一个慈眉善目的保护小儿之神。其他像“善财童子”、“牡丹花卉”等莫不细腻可爱。朱所长不辞辛苦地讲解了一小时才结束，非常感谢他。像一般美术馆一样，这壁画是不允许参观者拍照的。临走时题字留念，我改旧词儿写下了：“敬聆一席言，胜读十年书。”这话一点儿也不错啊！

　　返回旅馆，我的老同学吴金玉和我结婚时的伴娘许业云都已在等候，我约了她们晚上同去看话剧《鸟人》，就是在北京飞机场吴静吉和樊曼侬建议我一定要去看的，我到京便拜托舒乙，因为我对北京的剧院、上演等事，一概不知。

　　许业云知道要看戏，便自制一些小菜，如心里美萝卜切细丝腌拌，又买了熏肉，我们三人便边吃边谈，都是半世纪前的老事，一样样抖落出来。金玉是原籍云南，自幼父母双亡，读中学时才由家乡到北京来投奔伯父。有位堂姊也是我们高班同学，她家的云南菜最好吃，我家住附近，所以常常被约去吃饭，有几样云南菜，我都说得出。后来她的堂姊和姊夫——台湾立法院早期的秘书长袁雍先生，我们在台湾也常见面，这时和金玉已失去联络，我和堂姊每见面都会回忆北京的家和生活，叹时光流逝。但等到我和金玉联络到，并且见了面，堂姊和姊夫也都先后离世了。

　　许业云是四川人，川娃儿。许伯母也是常要我们到她家吃豆花，业云手巧，艺专毕业，不但是画家，也最会设计衣服。她中学在附中，和这里的再兴中学校长宋秀荣、佛禅专家叶曼，都是附中同班同学，我也常把她们的情况告诉业云，说的无非都是当年京味儿之事。谈起来感叹和情味兼之。

　　说起《鸟人》，大家对于演出者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或许不太清楚，但是说起五月间曾来台演出轰动一时的《天下第一楼》，就是“人艺”一家，大家就知道了。《天下第一楼》我看了两次，非常欣赏。“人艺”现任院长是剧作家曹禺，总导演是前辈已故戏剧家焦菊隐，是成立四十年著名的职业话剧院，演出的剧目如老舍的《龙须沟》、《茶馆》，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近来的《天下第一楼》、《旮旯胡同》、《鸟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戏。《鸟人》演出地点是在首都剧院。院方给我们留了四个位子，远立已看过，便请司机李师傅同去。到时舞台监督杨铁柱先生已等待门口，他五月间也来过台湾。剧院不小，咱们台湾还没有这么一个类似的专演话剧的剧院哪！据我所知，“人艺”现在热衷于编导“京味儿”的话剧，如《旮旯胡同》、《天下第一楼》、《鸟人》皆是，颇合我意也。因为“京味儿”并非国语、普通话，“京味儿”就是京味儿，世界只此一绝也。

　　戏开锣，幕一开启，舞台上就是一片树林，玩鸟儿的人穿着长衫、坎肩儿各提鸟笼，或挂在树上，一甩一甩的，遛鸟呢！这种情景，我早年在北京时固然常见，就是在台北的国父纪念馆树丛草地上，也偶会见到哪！这不是北京人的玩意儿吗，怎么台湾也有？我没在其他城市生活过，不知道上海、南京、杭州什么的有没有。此剧的作者是过士行先生，生于北京的安徽人，曾祖祖父都是围棋国手。作者自幼喜读闲书，长大想做闲人，无事忙，酷爱戏剧，喜欢聊。他说北京养鸟讲究最多，一沾上就会走入深渊，他也未能免俗，他说当他：

　　“把全身放在这小小的生命上时，几乎忘了一个大生命，每一个人只有一次的宝贵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耗散。似乎是我们越来越懂得鸟儿，可毫无疑问，我们是越来越不懂人；越来越有‘鸟道’，可越来越无‘人道’。……”

　　因此一九九一年一个夏天的早上，作者把所有的鸟儿都放生了，铺开了稿纸，写出这出《鸟人》话剧，朝着研究鸟与研究人的结合进展。“人艺”以强大的阵容来演出，就是我们坐在这儿所欣赏的。全剧三幕，几乎就是一个布景——在树林里，和《天下第一楼》似的，景换得不多，戏却够“京味儿”、够刺激，突出的对话，逗乐儿却有其含意，这就是他们的路线了。听说他们将在过了年的五月再来台北演出，欢迎。京味儿的事，我总是捧场者。

　　今天十六号，来北京三天了，才该轮到主题曲上台，那就是上午十时“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座谈会”在北海后门附近的文采阁举行，主办者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华文学基金会、长江文艺出版社三单位。当初倡议者是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他们最初给我来信是说，该馆为了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让大陆读者了解台湾文学的基本状况，同时为了扩大台湾作家在大陆的影响，决定编辑这套定名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的大套书。他们聘请三位顾问，即北京的冰心、萧乾，台湾的林海音。我义不容辞，因为我对台湾的文学情况了解多多，他们也知道我浸淫于此已有四十年于兹了。这套大系希望长久做下去，第一辑十卷的作家经商议的结果是：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姓氏笔画序）等十位。要求作家是以写作年轮、作品受肯定，仍继续不歇笔为准，这第一批的阵容摆出来也还不错了。每作家一本约选十七八万字，而每一人都由一位编选者——他们都是文学国度里的青年学者，对于他所编选的作家作品有深入的研究，并且写一篇具有学术性的序言和导读。这十一位学者和他们所编写的作品，兹列表说明：

  　本来海峡两岸自从开放后，两边都因新奇和新鲜的心理，就乱烘烘地各行出版许多可以说“不成材”的出版物，作者和出版者也无联络定约，这一次可以说是两岸最正常的第一次，双方都是很隆重地从事这件事。一套书摆出来，是有模有样的。

　　今天的会场，布置得美轮美奂，会场屋顶撒下来霓虹小灯网，可以容纳百多人的会场，坐了工作人员、作家、来宾、记者等。萧乾（顾问）、李准（文学馆长）、舒乙（副馆长）、张锲（中华文学基金会总干事），还有我，坐在横头上，算是一排主持人吧！舒乙致开会辞后，有关人员都先后致词，我这唯一从台湾跨海而来的，免不了也要说几句祝福的话。的确也是，读他们青年学者们的导读文章（放在每本书的前面，做为序言），真是认真而细心，他们不读毕作家的作品，不深入研读，怎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有关人致词后，编辑代表也起立讲话，还有来宾如作家吴祖光先生等也发言，大家热心研讨，对这套书寄予无限的期望，我听了也高兴，我家侄儿外语学院教授夏祖火奎也代表夏家家族起立发言。看嘛，我们夏家是大家庭，即使长一辈的凋零老去，在北京的合照也有二十人之多（有的出差、出国还没算），四十多年后的团聚，不管是家族也好，文化交流也好，都是这么和谐而团结，我们因喜乐也不禁流出悦愉的泪吧！

　　十一月十六日《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的新书首发会，在温馨、兴奋、热闹下举行，大家踊跃发言，桌上摆着刚出炉（赶从武汉的装订厂运来北京）的十种新书样本；大陆的印刷谈不到豪华，但封面设计的大方、内容精选的丰富，在座与会者人手一册，都愉悦地在欣赏。大会开到十一点多才结束。东道主中华文学基金会请大家留下来，用一顿丰富的自助餐，这时识与不识者都纷纷起立找谈话的对象，或到餐桌前取食，更有的拿了我这唯一在场的作者之书《金鲤鱼的百裥裙》，前来要我签名。在这初识、熟识的场合中也各拍了不同的留念合照。

　　依依惜别的大会，可以说是成功的完成了！而文学馆的诸青年学者们，也在兴奋和受鼓舞地期待着大系第二波的发动哪！

　　餐后我的小叔、侄媳、同学等都随我返回旅馆。他们怕我累着，需要休息，又那么想跟我多谈会儿，我说放心吧，我精气神儿大着哪！他们也怪说节目为什么给排得这么紧，家里人都摸不着跟六婶多谈谈，晚上又有节目，还是去吃，悠乎着点儿吧，六婶！我笑了，因为这时已约定的一家电台和一家出版社，都陆续来了人。电台的小姐访问我，是要使我这台湾人的“京味儿”重返北京；除了要我同意播放我在台湾录制的《林海音说童话》以外，还要访问一番。出版社的小姐则是要跟我约定散文作品，他们也要出版散文大系，胃口不小，唉！可是我的作文哪儿那么现成的，一抖落就写出来呀！我客客气气的说词，使她不致太失望的，这时我倒想起林怀民形容我的字眼儿：“台湾姑娘，北京规矩”。

　　六点钟于滨来接，是到东四北大街细管胡同，一家也是以北京民间风味小吃为主的“炎黄美食苑”，同座是中国作家协会的邓友梅、吴祖光、金坚范等人。吴祖光今天上午在首发会已初次见过，而他早就在赴美赴澳时和我两女儿女婿先认识了，他的太太是评戏表演家新凤霞。我对他说，新凤霞在台北报纸副刊的作品我都拜读，写和满清最后的皇帝溥仪同受文革之苦况，她都能以幽默笔调写出来，又写多篇天桥民俗艺术，原来她也是天桥表演出身，所以写来头头是道。吴祖光对我说：“她原来是个不识字的人呢！”新凤霞的努力学习实在可佩服，可惜现在因受苦落个残疾，终年坐轮椅地生活，不能表演了。

　　我是邓友梅的忠实读者，他写的《烟壶》（电影改编名为《八旗子弟》）、《那五》等京味儿小说，我都非常欣赏，先以为他是满洲旗人，其实他原籍山东，在北京生活数十年，所以写的小说“京味儿”十足，而且还要继续写下去。金坚范则是北京作家协会几年来的熟人了。承他们的美意，请我到这以北京民间优秀风味小吃为主的餐馆来，今天已经冷到零度（晚上零下三度）气候了，来到这家连建筑也别具风味的馆子来。

　　“炎黄美食苑”是一座二层楼，中间透天厝，显得那么广阔，楼上四边走廊，设有单间、客厅等。餐馆主人是一位高大健康的宝世宜小姐，民间小吃一道道地上来，宝小姐逐一讲解它们的做法，每一道小菜都有不同的制作过程，有的经过十几天的腌制，本来嘛，他们的主厨是特一级厨师，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诸人物服务，现在多做为文化交流和商务聚会的场所。端上来的菜点，像玫瑰枣、芥末墩、酥小鱼（鱼小到像小指一样大）、糊饼、肉末烧饼、丝糕、焦圈、酱瓜丁、炒咸什、糊塌子、豆汁……等等，北京读者看了当会很想吃吧！而我的“最爱”却是羊油炒麻豆腐，掺有青豆和红辣椒；这也是属于当年我母亲不下筷子的一种小吃，因为她对于腥膻的“羊”的一切都是拒绝的，不管是涮羊肉、葱爆羊肉、烧羊肉，而我，一盆炒麻豆腐被我一匙一匙地吃个没完。宝小姐要跟我合影留念，远立说：“六婶，别吃了，人家要照相了。”结果还是照了一张手持汤匙的合影。

　　我也想起临来北京的前两星期，血糖高升，我的亦医亦友黄妙珠医师，又气又心疼我，把我留在医院里，亲自看守着我打了五个小时点滴，才也仍不太放心地说：“下星期来如果血糖仍高，扣你的护照！。”我现在可想着后天返台就要见医生，如果血糖不听话，那时她说不定要扣我的出境证了啊！想着心中怕怕，可还是把那最后一匙麻豆腐吞下去了！

　　饭后主人预备了纸笔，要我们写几个字留念，吴祖光先生是书法家，大笔一挥，写了一横幅曰“京城一绝”。我呢，在八开纸上呵笔写了“想吃”两个字，是想吃那没吃完的半盆麻豆腐吗？真滑稽！

　　更冷、更远、更广袤的最后一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我们到距北京城约十五公里的丰台去。因为那里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间进行发掘了两座汉墓，现在名曰“大葆台汉墓”。本来是两座，一号墓是西汉燕王的陵墓，西侧二号墓是王后的墓。但是二号墓室被烧毁了，没有保存下来，现在只有这大葆台汉墓了。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谓燕赵之地、燕赵男儿，就是指北京地区这一带，春秋战国以来，自有其战乱的历史。挖掘后的考据，据说此墓主人应该是燕刺王刘旦或是广阳顷王刘建。详细的史实，我对此研究缺缺，只是像参观西安的秦墓一样的心情。

　　出了北京城向丰台而去，快接近的那一段，可就是广袤的荒郊野地了，大葆台一号墓原扯上建立了名为“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我们就是朝着此地而来。墓虽然是一九七四年开始挖掘，但博物馆却成立于一九八三年，不过十年于兹，展出的就是复原后的一号墓的墓室。

　　我们的车子一路驶去，经过了一处新成立专为儿童娱乐场所的建筑，占地广大，都是五颜六色的世界有名建筑物的仿造，它就好像是狄斯奈乐园一样的地方，没有进去看，不知情形如何，春秋假日一定有得热闹吧！我们一路走，因为沿路有建筑工程，我们又不是很识路，所以有时下车来步行，崎岖之路冻得硬硬的，一块高一块低，我裹紧厚衣，步履艰难，几次又反转重走，好不容易到了博物馆，馆址宽大，建筑美观，院落种着常青植物，地上墁着近代的方砖，可不知当年这燕王廓墓的景观可有现在漂亮吗？

　　进去后预先约好的张馆长和带领我们参观和讲解的张女士迎出来，长年在这荒郊野外的博物馆工作，与古老的棺椁和历史共度不言不语的日子，不知有怎样的心情？但他们确是这方面的专家，张女士在西安学习有成，大学毕业后就在那儿工作十年，才为这西汉墓的发掘而调来这里，是专之又专了。

　　张小姐带领我们参观，我们的脚下，就是大葆台西汉墓复原陈列的地方，我们踏住的正是历史的脚步。她的讲解，使我们走入历史，看到古代皇陵的建造，可真了不起。我们知道了汉代皇帝和诸侯王的葬具体系。在墓室，首先看到是一圈用枋木筑成的厚木墙，是所谓“黄肠题凑”，原来它的材料是用柏木心截成长条，一条条的黄肠木之间，并没有榫卯固定，就这样堆积成高约三米的木墙，却十分坚固。据说两千年后的挖掘，木墙依旧，黄肠木并发出柏木的芳香。

　　无论前厅后室，都和汉代人生前的生活情况一模一样，比如汉代还没有桌椅，人们席地而坐。后室便是椁室，棺木即停放在椁室正中的棺床上。我们围着这宽大而明亮的现代人建筑的墓室，一目了然地观看两千年前的全景；叹古人皇室的豪华，也感佩今人科学能力下的工程。其他殉葬的真车真马，虽然已遭到破坏，但仍把残余拼凑摆设出来，整个墓室严密地封闭着，用了无数的木炭，使之防水、隔潮，以利物品的保存。

　　大葆台西汉墓之行，是一次有益的参观。临行时少不得题字，我写的是：“走入时光隧道”。

　　北京之行的最后一天，实在是够辛苦，但很丰富和充实。从大葆台西汉墓参观后，中午又接受了北京作协的邀请，赶到绒线四川饭店午餐。来了北京若干次，也没看过一处正经的四合院，却没想到四川饭店是非常整齐的二、三进的四合院，可惜我没有拍摄下来，今后还能有机会看到吧！餐会得识诸作家葛翠琳（儿童文学家）、宋氵凡（作协理事长）、林斤澜（小说家，早期曾在台湾工作）、赵金九、苗稼全等位。

　　饭后并约定到葛翠琳家去参观，她是燕京大学毕业，不但是位儿童文学的作家、翻译家，同时她家中所搜集的中外儿童文学书籍，琳琅满目，占满了几间书房。承她赠我她的选集作品，包括了童话、小说、散文、诗歌等近百篇。她的童话是有绮丽奇特的幻想，就以头一篇《春天在哪里？》来说，是写一只小公鸡到处打听春天在哪里，到处找春天。冰心女士在扉页为之题词曰：“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孩子们的心中，在作家的笔下！”可以说葛翠琳是唯美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家吧！

　　天桥——写下了这两个字，是世界闻名的地名，却不知该怎么接下去。

　　先问“天桥”的桥在哪儿，为什么叫“天桥”吧！我曾读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王立行的文章《天桥今昔》上说：历史上的北京在十六世纪是被一座桥隔开的，以皇城为中心的是皇家贵族的北京，天桥则是平民的地区；但是皇帝每年要到天坛去祈求国泰民安，到先农坛去祈求五谷丰登，都是经过这座汉白玉所建的桥，因为是天子走道，所以叫天桥，其名是由此而来的。直到一九三四年才被拆除，此后便桥亡名存了。

　　天桥进展成为民间杂艺场所，也是应代代平民所需求的娱乐生活而来。其实天桥的平民艺人大都是从北京以外四乡来的，不识字，打小做前一辈艺人的徒弟，侍候老艺人、挨打、倒夜壶、吃不饱（他们的师父也吃不饱）。我们看相声大师侯宝林就是天桥出身，在吃不饱还挨打的日子里，竟能成为一代大师，是中国旧式艺人的悲惨而又坚强和忍耐的功夫，我们是多么敬佩啊！

　　我虽然打小就知道天桥，却不是“逛天桥”的人，因为女性是不被允许没事儿“逛天桥”的，我们会从听问、文字上得知天桥的一切，如天桥八大怪、相声不欢迎女性听众等等。

　　北京市府和民间近年正在做恢复天桥景观的工作，当然，如果把天桥恢复旧观，也是应有它改革进步的一面，我们乐观其成。现在虽无皇室，不必祭天，但是仍需要一处民俗味儿的大众娱乐场所。他们改建天桥第一期的初步规划已经拟定了，中心地区有十三点五公顷，文化娱乐设施有城南游艺园（这地方我倒是从小常随大人去的，到我成年后就拆除了），包括曲艺说唱的种种杂耍，不知道楼上下“扔手巾把儿”恢复不？新的天桥魅力不应当只是为一般百姓，也会是引进外国游客的地方。

　　临行前一晚，我去了一趟天桥，在黑咕笼咚的一条胡同里，是当今最有名的“天桥乐茶园”，进去后灯光大亮，宽敞的茶园，摆了许多茶桌，园子两边走廊设有摊位，卖豆汁儿、焦圈、驴打滚儿等等京味儿小吃，年轻美丽的北京小姑娘在看摊位，给客人端茶送点心的，很是可爱。经过介绍后，老板黄宗汉递给我第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京都文丐·黄宗汉”，我笑了，他又递来第二张，头衔则是“北京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开天桥乐茶园，要感谢您。”我听了吓一跳，莫名所以。他说有一次一位朋友送他一本纯文学出版的《喜乐画北平》，看喜乐的画和书内何凡、梁实秋和我所写的文章，兴起了他要办一间以老天桥剧艺为主的茶园（《喜乐画北平》并无天桥，只是以民俗生活为主的非常写实细腻的画）。现在果然很成功，不到两年功夫，已经大赚钱，连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都在今年春前往观赏，捧着大元宝照相。

　　黄宗汉的姊姊即老明星黄宗英，我十月到上海和她及四大女星张瑞芳见面，她俩都满头银白发了，但是很漂亮。黄宗汉的噱头点子也很多，不是“老舍茶馆”所能比的（听说老舍家人正在和“老舍茶馆”为了冒用名字打官司），“天桥乐”不但把天桥的玩意儿搬过来上台，而且台上台下打成一片呼应着，台下的茶房也就是演员。不管是拉洋片、八大怪、中国老戏法儿、八角鼓、老北京玩鸟、武打京戏，一概台上见，不必到天桥布棚子里看了。一开场也是和京戏一样跳加官。赛活驴等节目把洋人看得乐坏了。戏票价钱不便宜，我问说：“北京过日子人，看得起吗？”“卖洋人观光客，每晚客满！”真服啦，黄宗汉原来可是学理工的哪！

结 语

　　明日赋归矣！在北京过了六天“京味儿”的日子，也许兴犹未尽，但是所获颇多，也过足了说“京味儿”的话、听“京味儿”的戏、吃“京味儿”小吃的瘾（我一共喝了九碗豆汁儿！）。这要感谢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给我赴京的这次机会，和大家“京味儿”相处，不管外头多冷，心里可真暖和呀！两岸的文化交流，应当不仅止于此，以后会永远永远地下去，直到有一天，不分彼此地合而为一，我是这样的期待着。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