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家、名门之后，当起环保卫士 

自然挚友梁从诫

位于北京沙滩北街的办公室———国内第一家、也是知名度最高的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活动室,面前就是“自然之友”的创始人梁从诫教授。

　这位名副其实的名门之后，血管里流淌的都是对自然的爱。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和自然、和环境紧密相关的。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捍卫自然而战。

　　尴尬的现实一直在给我们开着大大小小的玩笑。随着现代化而来的，除了拥堵的交通，还有灰蒙蒙的天空、日益加剧的污染和遭受欺凌的环境。

　　他只字不谈自己的家世。许多熟悉他的人，都不知道他的祖父是赫赫有名的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梁启超，而他的双亲，是中国两位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女士。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是用废纸做的。他送给我的资料，是用废纸背面复印的。他总是随身带一把勺儿，从不用一次性筷子。他走在楼道里，总是随手关掉白天还亮着的一盏盏廊灯。他用一点一滴的行动，印证着他讲过的一句话：

　　衡量一个人的环境意识高低，不在于他知道多少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而在于他为保护环境做了点什么。

　　这样的采访，我还没有经历过。在整个过程中，他几乎都在交叉地接待来访的客人。有热心环境保护的企业家；有前来约稿的出版社编辑；有磋商节目的电视台制片人；还有一起策划活动的报社记者。迎来，送往，每一个都要兼顾，再加上一会儿接一个电话，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表针已经指到了下午一点，午饭还没有顾得上吃。一个67岁的老人，就这样为了一个既定的目标，不懈地努力着。

　　本来，他事业的田野在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他的前辈中有好几个都是史学大家。耳濡目染，他对历史研究也十分热衷。他的前半生履历表，都和历史学紧密相连。1954年，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紧接着又在未名湖畔当了4年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在云南大学历史系，他做了4年助教、讲师。“文革”后，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副编审。1988年起在中国文化书院出任教授、副院长。

　　在创办“自然之友”之前，他没有接触过环境保护，也没有环境保护方面的知识。

　　其实，和他一起组织“自然之友”的，都不是环保圈里的人。杨东平是理工大学的教授，如今是《实话实说》节目的总策划。梁晓燕、王力雄则是自由撰稿人。他和聚集在他们周围的人，组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其成员都是关注人类生存环境的公民，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当1994年3月这个组织诞生时，人们把它看成是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但他却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80年代，他还在办《百科知识》杂志。一位作者的稿件，把他的视线从稿件堆里拽了出来。当时，乡镇企业方兴未艾。作者却慧眼独具，看到了由此将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规模不大、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成了对环境的影响、破坏和践踏的源泉。那封信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每看一遍，心灵都受到了一次强烈的震撼。他的心飞出了书斋，飞向了广袤的自然。爱国爱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撞击着他的灵魂。他开始忧心忡忡，开始关注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及和他一起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自然。

　　知己相聚，话题开始围绕环境问题展开。既然这么严重，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没有民众的参与是不可能的。他把政府比做家庭主妇。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维护家庭的环境，只靠主妇忙活是不行的。如果每个人都能搭把手，家里就会干净得多。即便是不搭手，总不要添乱吧。另外，主妇有时也需要家人的提醒、督促。同样，我们也有责任监督政府。

　　不管能不能办成，能不能办好，总要有个人挑头吧。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自己带个头行不行？一向崇尚谦逊美德的梁先生，这次却当了“出头鸟”。

　　于是，中华文化书院的绿色文化分院正式在民政部注册登记。但他更喜欢“自然之友”这个别称。因为，“自然之友”体现了他以及同行者的基本理念。

　　他不止一次地告诉人们：要善待自然。自然的含义很广，既包括环境，又包括生态。“自然之友”，关注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而是要与自然相亲相爱、和谐相处。

　　有记者写了篇报道，称“自然之友”是中国的绿色和平组织。他很生气，当即拨电话更正。国际上的一些绿色和平组织是和政府相对立的，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经常采取一些极端的做法。而他们则是和政府在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的公民。他们是在和政府配合，而且是在高层次上的配合。

　　在环保问题上，他和同行者们从不唱绿色高调，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一步一个脚印地为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竭尽全力做每一件小得被人们看不上眼的事，做每一件难得被人们看成做不到的事情。

　　对于他来说，为自然而战，的确是责任所驱使。既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再让他装聋做哑是绝对不可能的了。他要带个头，要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干点事。

　　他和同行者们所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宣传、教育、组织广大的公民都投身这个伟大的事业。当然，随着他在环境保护领域奋斗时间的延长，他不再是环境问题的门外汉。说起郁闭度、一二级野生保护动物，说起这个公约、那个法案来，颇有专家风范。

　　开始，和他在这条路上同行的只有数十人，而如今，他的正式会员已经多达600多人。其中既有大批高级知识分子，也有公司职员、退休职工、企业家、个体户。职业不同，但目标都是一个，都是为了护卫自然、护卫环境而聚集在这面绿色的旗帜下。

　　在中国民间环保史上，他和“自然之友”用自己的满腔热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写下了一页页壮丽的史诗。

　　一家钢铁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在他的主持下，“自然之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向有关部门提出了限制其发展规模的建议。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但他认为意义十分深远。因为，它证明了在中国，公众开始介入重大的环境问题。

　　滇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世界级珍稀濒危动物，其濒危程度和珍贵程度完全可以和大熊猫相比。得知滇金丝猴的栖息地———滇西北一片原始森林将遭受灭顶之灾时，他全力以赴，奔走呐喊、多方呼吁。他把求援信复印了80多份送给了新闻媒体，并打电话与“自然之友”在40多家媒体工作的会员联系。在短短的一周内，数十家媒体进行了报道，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全国政协无党派组召开的会议上，他的发言引起了高度重视。反映这一问题的信转到了副总理的手里。16位部长级以上的领导作了批示，支持保护这片珍贵的森林和这一珍贵、美丽的物种。

　　可可西里，蒙语“美丽的少女”。这里是藏羚羊、藏野驴和野牦牛、雪豹等大批国家珍稀野生动物的天堂。珍稀野生动物因极高的经济价值而受到盗猎者的疯狂捕杀。在短短10多年间，这里的野生动物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其中藏羚羊占了绝大多数。

　　藏羚羊是我国的特有动物，早就被列入《国际野生濒危动植物贸易公约》严禁贸易物种名录。但在国际市场上，藏羚羊绒制品却十分走俏。为此，他们发起了救护藏羚羊活动，敦促和支持政府加强对藏羚羊的保护，对盗猎者给以打击。

　　1998年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之际，梁从诫以“自然之友”会长的身份，于10月6日提笔给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并附了一组反映藏羚羊被猎杀的照片。他写道，我提请您注意藏羚羊的悲惨处境，并请求您对我们保护这种濒危物种的努力给予支持。我请求您，运用您个人在国内和在你们的欧洲同伴中的影响，使公众更好地了解藏羚羊的悲惨处境，并和我们一道来防止这种珍稀动物因“致命”的时尚而被灭绝。我真诚地希望，在这场铲除藏羚羊绒贸易的国际努力中，英国能站在前列。

　　第二天，首相会见了他，并于当天给他写了回信：对于你对非法猎杀藏羚羊的厌恶和你对这一物种前景的忧虑，我深怀同感。我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1998年7月2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桂林。梁从诫前往陪同。他抓住机会送上了金丝猴的照片，并做了精练的介绍。总统先生大为感动，不住地点头，连声称灵长类动物中除人类之外惟一的红嘴唇动物———金丝猴是自己的表亲。

　　梁从诫对所有的动物有着特殊的情感。在他看来，动物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保护生态，也是保护人类自己。他经常告诫说，我们和其它动物同是自然之子。麻雀打光了，虫害就增加了。拼命洒杀虫剂，结果是每个人的肚子里都有农药的残留。我这么大年纪了，无所谓了。但那么多青年人、那么多祖国的花朵该怎么办？没有古代人的狩猎，就没有我们现代人的今天。但如今动物已经少得可怜，而且捕杀的手段越发先进，对动物的伤害就更彻底了。

　　民间的组织没有拨款。办公室的两位工作人员也是志愿者。他们的活动都是靠各界、中外企业资助和基金会的援助。资助者多数是国外的。他从内心希望中国的环保组织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资助。

　　“自然之友”的成员是那样地尊重他，一些有识之士也向他投来赞许的目光，但也有人不理解。一个历史学家搞什么环保，简直是“不务正业”。他笑笑，照样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在了这项神圣的事业上。他还有一个头衔———中国文物学会的副会长。一个是保护人类遗产，一个是保护自然遗产。他说，这两个遗产都是不可逆的，一旦丧失很难再恢复。

　　国民环境意识的薄弱是中国环境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在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环境之后，还不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别人把环境破坏了，他成了受害者，他也未必知道。梁从诫把唤醒人们的环境意识看成是自己此生的职责。

　　靠民间的力量为保护自然而战，并非一件浪漫的事。淡漠的环境意识，使得一些人难以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监督、批评，总会涉及一些单位或个人的利益，阻力也就随时随地会从四面八方不请自来。“正因为难，才更需要我们去做。”他总是用这样的话给同行者、也给自己打气。

　　那还是六七年前，一场大雪过后。他和几位同仁走进了一著名高校。他登上了讲台，给大学生们讲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非常遗憾的是，听者寥寥，而且还不时有人溜走。他并没有失去信心。

　　他指着同样在忙碌着的志愿者们说，没有他们的支持，我坚持不到这一天。我们的组织不靠行政手段进行管理，而是靠志同道合。从个人来讲，人生难得一知己。而我却有这么多知己。生活在这样一个集体里，我感到是一生最难得的幸福。为了这些，我花多少精力，耗多少心血都是值得的。不管是在外面遇到了多少困难，不管有多少不顺心的事情，一回到“自然之友”这个家，我就又看到了希望。

　　在他的倡导和组织下，“自然之友”搞了一项又一项意义深远的活动：青海湖的环境保护，保护长江源头，发布全国首次报纸环境意识调查结果，撰写《地球家园》等科普读物，去恩格贝沙漠植树，放飞笼养鸟，举办森林与孩子夏令营。得知洪水淹没麋鹿的栖息地之后，他和会员们向政府和社会呼吁紧急救助，并将筹措到的经费送到湖北，为麋鹿买了食物，保住了它们的生命。

　　“自然之友”奉献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具体的环境保护行动，还有绿色的意识、绿色的理念、绿色的情结。

　　他和他的同行者们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如果仅有政府和专家行为，而没有广大民众广泛、自觉地参与，任何国家的环境保护工作很难持久、深入、富有成效。

　　日本《每日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社设立了国际性的环境保护奖项“亚洲环境奖”。“自然之友”成立不到一年，就成了获得这项奖励的第一个民间环保社团。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多次称赞他们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自然之友”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在国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梁从诫也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有干劲。为自然而忧、为自然而乐、为自然而战、为自然而生，成了他生活中永恒的旋律。

　　他不是玩家，不沾烟酒，但也不是书呆子。他对许多事情都感兴趣。他最大的遗憾，是书读得太少。他最大的兴趣，是护卫他和你我赖以生存的环境、护卫他和你我最忠实的朋友———自然。

　　1999年5月，梁从诫率多家媒体的记者，前往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亲手点燃了销毁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近400张藏羚羊皮的烈火。返程中，他乘坐的越野车不幸发生车祸。坐在前座的他右肩脱臼、胸部挫伤。

　　在采访中，梁先生只字不提这场大难。还是从他自己的一篇笔记中看到了这样一段文字：

　　环保行动不是轻柔的田园诗，风险总是有的。为民间绿色活动付点代价，我们无怨无悔。

　　一个人无怨无悔地去做一件事，就一定会成功。

　　梁从诫心甘情愿地做自然的挚友，他一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