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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留在延安的北京知青
李罗锅说：一生中最满意的是在陕北找了个好婆姨。他的媳妇高有梅说：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咱相跟上。
怀着寻访留在延安北京知青家庭生活的愿望，我们乘坐的长途汽车奔驰在去陕北的路上。当年３万名来自京城的知识青年，从北京到西安，乘专列经铜川改坐卡车再到革命圣地，历时３天两夜。３２年后的今天，我们沿着他们走过的路去延安，仅仅用了５个小时。首站采访的是一位名叫李守泽的北京知识青年。
老乡们已经淡忘了李守泽的大名了，根据他的特征，亲昵地叫他李罗锅，从插队那时起一直这样叫，叫习惯了。
我见到李罗锅时，他正在坡底的园子里挑水种菜，背上真的好像扣了个小锅，腰变成了弓形，饱经风霜的脸黑不溜秋，口中的牙齿脱落了几个，比地道的陕北农民还土气，真不敢相信，他就是当年从北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在旁边帮李罗锅干活的是他的婆姨——陕北姑娘高有梅，两口子你挑水来我浇园，家庭生活过得甜甜蜜蜜。
李罗锅是北京海淀清华园中学６７届学生。１９６９年冬插队延川县冯家坪村。下乡时已经２０岁，他说他是３万名北京来延安的知青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当了３年农民被招工分配到永坪公路段当了道工，那时公路段招进北京知青１７人，别人先后用各种方式回到了北京，现在只剩李罗锅一个人。他当养路工，一干就是将近３０年，其间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于去年１０月离岗。
李罗锅有过两次婚姻，用他的话说，一次惨得不能再惨，一次好得不可再好。第一次是招工后的第二年，同龄人都结婚生子，李罗锅光棍一个，大伙儿想着法子要给他找个媳妇，事实上困难确实不小。后来捡了个便宜，拾揽了个寡妇。那寡妇名叫刘红兰，也是个不幸的女人。
李罗锅领着刘红兰去了一趟北京，在首都舒舒服服地住了一个月。谁知从北京经太原回永坪时，刘红兰在太原见到了她年轻时的相好，扔下李罗锅跑得无影无踪。
李罗锅又成了光棍，那时他已３２岁了，当年和李罗锅一同做过养路工，后来调到延川县城机关的一个干部，给李罗锅物色了黄河畔一位名叫高有梅的初中毕业生，年龄比罗锅整整小了１０岁，但高有梅有人样，有本事，聪明能干。在家里上山砍柴，赶着毛驴到黄河里驮水，上山修田造地，连大男人都不敢和她比。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８日，天下着大雨，高有梅和李罗锅拜了花堂。没吹手没锣没鼓，没迎没送。北京没来人，有梅娘家没来人，一个小土窑，一块烂席子，两床破被子，一锅一碗一双筷子，一盏油灯，一顿高粱面饣合饣各，便是北京知识青年和陕北姑娘的婚礼。
２１年过去了，他们虽然只有一孔窑洞，一间小平房，但家里置有２１英寸的彩电，装有电话和一套已过时了的家具，夫妇二人月收入１６００元，在当地许多人的日子还在贫困线以下时，这显然是个富裕之家了。李罗锅在陕北插队３０多年最幸福的是什么他说：一生最幸福的是在陕北找了个好婆姨。而问高有梅与北京知青结婚有何感想时，她用一段陕北民歌面对着李罗锅说：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忘了娘老子忘不了你。
陕北无家可归，北京有家难回，５１岁的韩宏宝，３万知青中最后一个光棍汉。
他叫韩宏宝，现在谁也不再叫他的真名，而唤他“憨宝宝”。时光留不住，岁月催人老，已经５１岁的他，还是光棍一条。
当地人没有一个不说他是“憨憨”的，确切一点说，他是３万名来陕北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第一个悲剧人物，也是第一个惊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插队知识青年。
韩宏宝，１９５０年生于北京，北京西颐中学６７届初中毕业生。１９６９年１月，他来到了陕西省延川县禹居公社驮家岔大队。到达村里的第二天，他被贫下中农领着上山砍柴，北风呼呼地吹着，雪水凝积的冰冻，滑得人寸步难行。韩宏宝穿一双白塑料底鞋。老农照顾他将其安排在半山上砍胡蒿，他们便到山峁上砍柴去了。夜幕降临后，乡亲们回家吃晚饭，才发现韩宏宝没有回来。后来，在一口深５０米的窟窿里找到了他，虽然没有断气，但一句话也不会说了。
第二天他被送至延安，会诊、治疗、抢救，韩宏宝仍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消息报告到首都，管知青工作的王震副总理派专机接他回北京治疗。
在医院里韩宏宝给北京市安置办公室寄了一封反映自己吃不上饭无钱治病的挂号信。这是１９７４年初春的事。北京安置办接到此信后去请示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指示让延川县安置办通过生产队给韩宏宝解决吃饭问题。
韩宏宝的信使北京高层知道了知青在延安的真实情况，后来周恩来总理召开了专门会议，指示北京市带上陕北需要的五小农具，组成慰问团去延安，后来北京市机关抽调数千名“支知”干部去陕北工作，每个知青点一名，协助当地政府管理知青工作。周总理的指示传达后，那时延川县还专门组织了知青工作赴京汇报团。
知青们说：“老憨”的一封信引起首都高层重视，知青生活的改善，韩宏宝功不可没。
１０３天的住院治疗后，韩宏宝瘸着腿再度踏上了苍凉的黄土地，但已与初来陕北时判若两人。经过抢救治疗，虽然大难未死，但“憨宝宝”由于跌进“天窖”，造成严重脑挫伤，大腿骨折，成了残废。早在１９７１年，延川县人民政府便照顾将他录用为国家干部，分配到政府办公室工作。在山区来说，县政府办公室工作是第一流的了。但他连什么公也办不了，政府只好将他养起来，白拿工资而已。
令人伤心的是，５１岁了，他仍是光棍一条。日子过得依旧是一池死水。
为嫁个农民，女知青拒绝回到舒适的北京，为追求爱情，在农村忍辱负重１３年。回到北京的女儿，又要嫁到母亲当年插过队的小山村。
王援朝是３万名插队青年中最早与陕北农民结婚的女知青，也是在人生旅途中屡遭不幸的人。
插队的第５个年头，村里的知青走得只剩一人了，她孤独得闷闷不乐，与有妻室的生产队长刘来生成了相好。来生忠厚，是村里的上等劳力，其妻却与他关系紧张。一个生产队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里，权力可谓不小。工分能挣多少，走轻路还是干重活，只要队长一句话。的确不假，原来挣二分半的王援朝，一跃成了五分工。
王援朝不出工工分照样拿，村里男女社员吵成了一疙瘩。在秋天的玉米地里，在深冬的干草窑里，在堆满粮食的仓库里，一名城市来的姑娘与一个有儿有女的庄稼汉，偷偷地在谈情说爱。
后来姑娘的肚子像发了的面盆，一股劲儿地胀。请假回京引产，刚进家门，说完回京的意图，父亲狠狠地甩了她两个耳光。满腹火气难以抑制的父亲立即给县领导机关投函诉告，不久公安机关将刘来生捉拿归案。
１９７３年的初春，刘来生突然被五花大绑，送到冯家坪公社革委会所在地，罪状是与北京女知青谈情说爱。
在刘来生蹲牢房的日子里，前妻已远去，世界上的事如此巧合，当法院宣判刘来生徒刑的那天，王援朝肚子里的新生命嗷嗷啼哭着来到了人世间。２０００年６月，在延川县城采访王援朝，她的女儿正处在热恋之中，女儿不惜一切追求的后生，正是当年妈妈插队时老房东的儿子。刘来生和王援朝非常理解女儿自己的选择，帮助女儿扫除恋爱路上的重重阻碍。
作为农村的最后一个北京知青，王援朝先被安排在县工程队，搬砖、背石头，虽然苦，但能挣钱了，瞎好还是个工人，后来与刘来生正儿八经办了结婚手续。１９８６年刘来生被安排在县自来水厂工作。工程队这个自负盈亏单位倒塌后，她好多个年头无工作单位，找组织找领导，找来找去，欠了一屁股烂账。一家４代７口人住一孔窑洞，生活过得很是寒酸。但她不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她与丈夫刘来生相敬如宾。
问王援朝还回不回北京，她回答说：“绝对不回了，苦和乐都一样，女人最幸福的是找一个好男人。”
摘自９月２２日《三秦都市报》阳坡白云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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