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一达是什么“虫儿”

咱北京人应该知道刘一达，最起码几十万的《北京晚报》读者应该对他有几分熟悉。他的“虫儿”系列写作给人的印象挺深，几年前他还曾以纪实作品而在新闻记者中非常“露脸”。最近他“操练”起小说来，且三部长篇均已“触电”。《人虫儿》刚在外地电视台播放，就被看出了热闹，《胡同根儿》和《百年德行》也已经进入电视剧的改编阶段。这位以京味语言风格而被读者认知的记者兼作家，还真挺“能个儿”的。
记者：只读过你的作品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岁数挺大的老北京，其实你才４０多岁。在你这个年龄，熟知老北京且京味语言特别地道的人不多见。
刘一达：现实生活中我不止一次听别人这么说，有读者给我写信直接称呼我为“刘爷爷”！这总让我在忍俊不禁之余，徒生一种悲哀。我并不在乎别人说我老，而是觉得眼下像我这样能熟练地运用京味语言写作的人太少。
记者：你是解放后出生的，怎么对老北京的事了解那么多呢？
刘一达：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从小接触老北京，听他们谈古论今。１６岁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位于西郊的一个工厂烧木炭。当时和我一起烧木炭的几乎都是老北京，有解放前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打小鼓的，还有古玩商，五行八做，三教九流。烧木炭的活儿苦，装上炭，打歇儿时，我就和他们神说海聊，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语言。我从小喜欢文学，别看因为“文革”耽误，没正经念书，但是受家庭文化熏陶，有些古文的底子。那些烧炭师傅讲的一些事，我都用小本子记下来，后来就成了我创作的素材。
记者：你的职业是记者，大家读到你的纪实作品比文学作品要多，而你的新闻性作品写得比较深入，比如“虫儿”系列。你是怎样挖掘这些题材的？
刘一达：我觉得当一名记者，要比别人多一只眼睛。纪实作品要写出“彩儿”来，就得有第三只眼，就得深入。写“虫儿”，要搞清楚倒卖房子的这些人的来龙去脉，不能简单采访几个人听听问问就完事儿了，得混迹于这些“虫儿”之中。写“房虫儿”历时八个月，我跟上百个“房虫儿”成了“朋友”，后来有人以为我就是“房虫儿”了。
记者：跟各色人等打成一片，有没有深入虎穴的感觉？
刘一达：跟有些人打交道，的确要冒很大风险。不过，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有一种精神。你别忘了，我是烧木炭出身，想当年什么大苦大累都受过，烧窑的时候，经常被炭火燎了眉毛烧了头发，危险的事经过不少，这些为我后来的采访垫了底。
记者：记者是个越来越年轻化的职业，现在活跃在采访一线的记者差不多是二三十岁的，像你这样岁数还在一线跑新闻的，已经不多见了。你想过要“退居二线”吗？
刘一达：的确，当年和我一起“练活儿”的那茬儿老记者们差不多都当了官，也有改行的，而我还是个普通记者。记者这个差使辛苦，能一气干１０年已经很不错了。我也有犯懒的时候。老话说，人过４０天过午，但是４０来岁，还跑得动吧？最主要的，我非常喜欢记者这个职业，它让我每天接触到最新的事物，对我的写作很有好处。我常想，如果我不是当了记者，肯定写不出这么多作品来。当年文兄陈建功就非常羡慕我一天到晚东跑西颠儿的采访生活，他听我讲一些新闻故事，激动得恨不能跟我一起去当记者。
记者：你不觉得累吗？
刘一达：怎么不觉得？我又不是铁人。但是当了记者就总会有写作的冲动和欲望，促使你不断地追求，不断地写。
记者：你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有９００多万字了，书也有１７部之多，最近又出小说，又改编电视剧本。这些作品都是京味的吗？纪实的作品还写不写？
刘一达：《人虫儿》是纪实的。《故都子民》、《胡同根儿》、《百年德性》这三部小说写作的周期很长，写小说是一个积累创作的过程，今年它们的出版，是全赶到一块儿了，也算是厚积薄发吧。这些作品的京味更浓。
记者：现在很多人把目光集中在网络、新经济等代表潮流的东西上，你的创作则多反映胡同文化。你不认为自己与时代有距离吗？
刘一达：我没有这种距离感，因为我研究的是文化，记录的是历史和现实。文化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延续。有些读者以为我写胡同，就想象我一定很传统，其实胡同只是一种文化载体，胡同的意义已经超出了建筑本身。别忘了我是记者，我实际上每天关注着世界上的各种变化。就拿网络来说，虽然我现在很少上网，但细心的读者也许不会忘记，我是最早写网络的记者。我写《网虫儿》时，北京的网民不过１００来个。“网虫儿”后来成了通用名词，也是从我这儿来的。我的长篇小说《胡同根儿》里也写了网络的事。我的语言风格也许有很浓的老北京色彩，但笔下的人和事可都是新的。我的长篇小说《胡同根儿》就是想告诉人们，胡同文化的根儿实际上是在延续，这个根儿永远断不了。
记者：感觉你在用自己的笔记录着北京城的历史变迁，看你的书往往会在平和之中体味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刘一达：是的。这种变迁有很深的内涵。比如说现在北京的马路越来越宽，城越来越大，房子越来越高。这种变化表面看是巨大的，但作为有着深厚土壤的北京文化或者说京味儿文化，不会那么容易起变化。北京人的性格变起来更难。就像那些老北京，从平房搬到楼房，他照样要提笼驾鸟，照样要跑出来放风筝一样。
记者：有人把你称为“京味儿作家”，你觉得“京味儿”这种东西，能被南方人认可吗？
刘一达：这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有些京味儿的东西在南方不吃香，但如果东西地道，到哪儿都会被认可，不存在语言习惯上的障碍。您比如，人们都以为上海人不喜欢京味，可是人艺的《茶馆》在上海演出，场场爆满。这怎么解释？我觉得关键还要看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我的《胡同根儿》在上海就很畅销，这本书完全是用地道的京味儿语言写的。上海的两个读者给我写信说，看了我的《胡同根儿》如同买了一部北京土语辞典。我以为好的作品，不愁没有读者。不论在什么地方。
记者：现在文学市场并不很景气，文学书卖不动，尤其是小说，你还准备继续写小说吗？
刘一达：我始终认为，文学书卖不动，不是因为人们不喜欢文学了，而是现在好的文学作品太少了。现在有许多人都想写小说，出版社一年出版长篇小说几百部，真正的精品有多少呢？难怪人们不爱看。不过，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文学快餐化的迹象很明显。为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长篇小说还是浓缩一些好。我认为，我的《胡同根儿》就有点太长了。今后再写长篇，我会写得更“经济”一些，１５万字的东西足矣。
记者：你写了那么多“虫儿”，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虫儿”？
刘一达：或许是条“写虫儿”？我会一直用笔、用心血写下去。

心笛

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