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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达“写虫儿”
刘一达这个几年前写纪实作品的新闻记者，最近“操练”起小说来，其中纪实长篇《人虫儿》拍成电视剧后，《胡同根儿》、《百年德性》也已“触电”。
记者：只读过你的作品的人，都觉得你是一个岁数挺大的老北京，其实你才４０多岁。在你这个年龄，熟知老北京且京味语言特别地道的人不多见。
刘一达：现实生活中我不止一次听别人这么说，有读者给我写信直接称呼我为“刘爷爷”这总让我在忍俊不禁之余，徒生一种悲哀。我并不在乎别人说我老，而是觉得眼下像我这样能熟练地运用京味语言写作的人太少。
记者：你是解放后出生的，怎么对老北京的事了解那么多呢
刘一达：这与我个人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里长大的，从小接触老北京，听他们谈古论今。１６岁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我被分配到位于西郊的一个工厂烧木炭。当时和我一起烧木炭的几乎都是老北京，有解放前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打小鼓的，还有古玩商，五行八做，三教九流。烧木炭的活儿苦，装上炭，打歇儿时，我就和他们神说海聊，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语言。我从小喜欢文学，别看因为“文革”耽误，没正经念书，但是受家庭文化熏陶，有些古文的底子。那些烧炭师傅讲的一些事，我都用小本子记下来，后来就成了我创作的素材。
记者：你的职业是记者，大家读到你的纪实作品比文学作品要多，而你的新闻性作品写得比较深入，比如“虫儿”系列。你是怎样挖掘这些题材的
刘一达：我觉得当一名记者，要比别人多一只眼睛。纪实作品要写出“彩儿”来，就得有第三只眼，就得深入。写“虫儿”，要搞清楚倒卖房子的这些人的来龙去脉，不能简单采访几个人听听问问就完事儿了，得混迹于这些“虫儿”之中。写“房虫儿”历时八个月，我跟上百个“房虫儿”成了“朋友”，后来有人以为我就是“房虫儿”了。
记者：你现在已经发表的作品有９００多万字了，书也有１７部之多，最近又出小说，又改编电视剧本。这些作品都是京味的吗纪实的作品还写不写
刘一达：《人虫儿》是纪实的。《故都子民》、《胡同根儿》、《百年德性》这三部小说写作的周期很长，写小说是一个积累创作的过程，今年它们的出版，是全赶到一块儿了，也算是厚积薄发吧。这些作品的京味更浓。
记者：感觉你在用自己的笔记录着北京城的历史变迁，看你的书往往会在平和之中体味到一种历史的厚重感……
刘一达：是的。这种变迁有很深的内涵。比如说现在北京的马路越来越宽，城越来越大，房子越来越高。这种变化表面看是巨大的，但作为有着深厚土壤的北京文化或者说京味儿文化，不会那么容易起变化。北京人的性格变起来更难。就像那些老北京，从平房搬到楼房，他照样要提笼架鸟，照样要跑出来放风筝一样。
记者：有人把你称为“京味儿作家”，你觉得“京味儿”这种东西，能被南方人认可吗
刘一达：这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有些京味儿的东西在南方不吃香，但如果东西地道，到哪儿都会被认可，不存在语言习惯上的障碍。您比如，人们都以为上海人不喜欢京味，可是人艺的《茶馆》在上海演出，场场爆满。这怎么解释我觉得关键还要看作品本身的文化内涵。我的《胡同根儿》在上海就很畅销，这本书完全是用地道的京味儿语言写的。上海的两个读者给我写信说，看了我的《胡同根儿》如同买了一部北京土语辞典。我以为好的作品，不愁没有读者，不论在什么地方。
记者：现在文学市场并不很景气，文学书卖不动，尤其是小说，你还准备继续写小说吗
刘一达：我始终认为，文学书卖不动，不是因为人们不喜欢文学了，而是现在好的文学作品太少了。现在有许多人都想写小说，出版社一年出版长篇小说几百部，真正的精品有多少呢难怪人们不爱看。不过，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节奏快了，文学快餐化的迹象很明显。为适应人们的阅读习惯，长篇小说还是浓缩一些好。我认为，我的《胡同根儿》就有点太长了。今后再写长篇，我会写得更“经济”一些，１５万字足矣。
记者：你写了那么多“虫儿”，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虫儿”
刘一达：或许是条“写虫儿”我会一直用笔、用心血写下去。
摘自７月３０日《北京晨报》心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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