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

“五·四”运动述实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二十一条

分析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我们可以追溯的很远很远，好象唤醒一头熟睡的雄狮，我们要分析它为什么睡着一样。就让我们从五四当天的游行口号中选最脍炙人口的一条“取消二十一条”说起吧。

“二十一条”为什么制订，我们得先说说德国占领胶州湾，德国为什么占领胶州湾，我们要先说说一场教案，看来我们要说清这件错综复杂的事儿，是注定了要饶一个大圈子的。

1897年，按中国的旧历来算，是清朝的光绪二十三年，此时的华北平原上，义和团运动方兴未艾。11月1日这一天，是天主教的万圣节。德国传教士韩理和能万济来拜访在山东省巨野县张家庄传教的薛田资。三个人都在为发展中国教徒而奋斗，据资料表明，到1900年为止，在中国的洋教士约近4000人，中国教徒近百万，这一时期教案迭起。三人都在对传教工作进展缓慢而深感沮丧。晚上，薛田资把他的卧室让给两个客人，自己去仆人房间去睡了。“大约午夜前一小时，忽然枪声大作，院子里布满火把，二三十个手持刀枪的人径直冲到薛田资的住处破门而入。能方济和韩理似乎连呼喊都没来得及，就被乱刀砍死。[1]”而薛田资却因为偶然的移居，而救了他的命。

这就是巨野事件。德国公使指责中国政府对教徒保护失败，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今后永不发生类似事件。

总理衙门诚实地给予了答复，但诚实不保证外交的成功：“中国自然希望能制止这类事件，而且也愿意在其权利范围内尽一切努力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但曹州委实是一块极难控制的地方，所以不可能‘担保’不再发生进一步的事件”。

德国人说，那好，我们来帮你。一个半月后，德国皇帝威廉立即将德国东亚海军舰队派往中国，占领了地处山东半岛的胶州湾。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的直接导火索是奥国皇太子斐迪南在萨拉热窝被刺，奥对塞尔维亚宣战，俄国助塞，法国助奥，比利时中立，德侵比，英国助比，遂各国宣战。对中国来说，欧战的爆发是从德国手中收回自己领土的最好机会。德国自顾不暇，也确实曾“同中国人商讨了把胶州湾交还中国的可能性”。

但日本认为自己是协约国之一，有义务帮助英国，于是在8月15日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完全解除武装，并限9月15日以前，无条件把胶州湾交付日本。德国在8月15日宣布，我们可以考虑把青岛交还中国，但日本也应将台湾交还中国。8月23日，日本不高兴了，于是正式对德宣战。德国在这天马上表示我们愿意将胶州湾无条件交还中国，但中国政府不敢接受，请美国政府代为接受，然后再转交中国。而这时，日本已向胶州湾采取军事行动了。

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岛。12月末，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从日本匆匆返回，马上要求同袁世凯会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当面投递了一个文件——“二十一条”，要求中国接受，并警告袁，倘若事机不密泄漏出去，定将招致严重后果。

一战前后的国际间交涉很保守，如果一个国家的公使，要求和驻在国进行外交谈判，只能通过驻在国的外交部，如果直接去找驻在国的总统，在当时是极不合理，极没有礼貌的。所以袁世凯说：“请贵公使去找外交部商谈。”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分五大类，就连曹汝霖都说：“日本这次提出‘二十一条’，包罗万象，集中大成，势力由东北、内蒙以至闽、浙，权利由建铁路、开矿产以至开商埠、内地杂居。甚至第五项要求政府机关设立日本顾问，两国用同一军械，警察又日本训练，小学用日本教师，日本僧人到内地传教。凡此苛刻条件，思以雷霆之压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国。”

袁世凯很头疼，他只有与他的同事们竭尽全力去进行一场艰苦的谈判。

日置益投递“二十一条”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凯召集外长孙宝琦、次长曹汝霖、秘书长梁士诒、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到总统府。袁世凯说：“日本这次提出的‘二十一条’意义很深，他们趁欧战方酣，各国无暇东顾，见我国是已定，隐怀疑忌，故提出这个东西，意在控制我国，不可轻视。此条文的第五项，万万不可商议。”又说，“容我细阅后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总统府，说：“我已逐条细阅批示，你们照此商议。与日本谈判时，应逐项逐条商议，不可笼统并商。”

袁世凯的批示非常详细。[2]

第一项关于旅大南满铁路展限问题。袁批示：

此本于前清中俄协定东三省会议时，已允继续俄国未满之年限，由日本展续满期，今又要重新更定。但将来若能收回，对于年限没有多大关系，此条不必争论。

对第二项至第四项这三项，袁批示：

对承认德国利益问题批：应双方合议，何能由日本议定，由我承认，这是将来之事，不必先行商议，可从缓议。

对于合办矿业批：可答应一二处，须照矿业条例办理，愈少愈好，可留与国人自办。

对于建造铁路批：须与他国借款造路相同，铁路行政权，须又中国人自行管理，日本可允与以管理借款之会计审核权，惟须斟酌慎重。

对于开商埠批：须用自开办法，并应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来，反客为主。

对汉冶萍铁矿厂批：这是商办公司，政府不能代谋。

对浙闽铁路批：须查卷，似与英国有关。

对福建让与批：荒唐荒唐，领土怎能让与第三国。

对内地杂居批：治外法权未收回之前，不能允以杂居。

第五项，袁批：

此项限制我国主权，简直似以朝鲜视我，这种条件岂平等国所应提出，实堪痛恨。日本自己亦觉不妥，故注“希望条件”，不理可也，万万不可开议，切记切记（两句加朱笔密圈）。

2月2日下午3时，中日双方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开第一次会议。中国出席人员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员是：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书记官高尾亨。

谈判期间，袁世凯为争取谈判的主动权，展开了一系列的幕后运作。请顾问有贺长雄赴日本奔走游说日本元老重臣，收买大批日本浪人做间谍，并秘密支持四个日本议员竞选，这些接受了16万日元选举“运动费”的议员也果真弹劾了大隈内阁。

5月7日下午3时，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答复。这就是“五四”运动时经常提起“五七”国耻日的由来。

5月9日，陆徵祥、曹汝霖将“二十一条”的最后修订本交给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说：“当时，我心感凄凉，有一种亲递降表的感觉”。

通过外交谈判和袁世凯的“幕后运作”，最后签订的文本实际上只有“十二条”。第五项的七条根本没签订，第四项全部删除，第三项中的两条删除一条，第一、二项中的十一条最后签订的条文不是“留待日后磋商”，就是加进了限制条件。即使是已经签订的几条，后来也被袁世凯大多破坏掉。袁世凯说：“㈠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㈡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就遇到生命危险；至于㈢警察顾问用日本人，我用虽用他，每月给他几个钱罢了，至于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此后，在东北的日本人也曾说：“我们日本人在东北，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至于向中国人购地、租地，更谈不上。日本受中国各机关聘雇人员也说：“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3]

日本首相寺内正毅也实事求是地说：“大隈（前任日本首相）内阁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利益。”

陶菊隐在他的《袁世凯传》中写到：“袁世凯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后，好多天神志为之不宁。他让丁佛言撰写了一本书，叫《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他经常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以问世啦。”

“袁世凯谢世之日，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这是他死前留以自挽的话啊！”

这是一个真实的“二十一条”，本文无意为什么人翻案，只是尊重历史，仅此而已。

附《剑桥中华民国史》提供的“二十一条”原本概要和经谈判后“最后解决方式”的说明[4]。

序列	原本序列	谈判前日本要求的概要	谈判后最后的解决方式
	第一号	关于山东
第一条	1	中国完全同意日本与德国就原先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达成任何协定。	写进中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条约；一九二二年废除。
第二条	2	山东的任何部分均不得割让或租借给第三国。	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换文中予以规定。
第三条	3	准许日本修筑从芝罘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写进一九一五年条约；一九二二年被宣布无效。
第四条	4	中国开放更多的山东城镇，供外国人居住与经商，具体地点在单独协定中载明。	写进一九一五年条约；一九二二年被宣布无效。
	第二号	关于南满和内蒙东部
第五条	1	旅顺港和大连（关东租借地）、南满铁路和安奉铁路的租借期，都延长到九十九年。	写进一九二五年条约；实际延长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为止。
第六条	2	准许日本国民在南满和和内蒙东部租借或拥有土地，以作工商农务之用。	只准许在南满如此。
第七条	3	日本国民可在南满和内蒙东部自由居住与旅行，从事各类工商活动。	只准许在南满如此。
第八条	4	日本国民有权在南满和内蒙东部开采经营煤矿，矿址由单独协定加以确定。	在换文中只准许在南满的指定矿区如此。
第九条	5	中日授权第三国在南满和蒙古东部修筑铁路，以及获得任何影响上述地区税收的外国贷款前，须事前征得日本同意。	根据换文，就此二事，中国须首先向日本资本家寻求贷款。
第十条	6	中国在南满和蒙古东部聘用任何外籍政治、财政或军事顾问或指导人员前，须同日政府商议。	只给予日人在南满的优先受聘权。
第十一条	7	日本掌管吉林——长春铁路九十九年。	留待日后磋商。
	第三号	关于汉冶萍煤帖联合企业
第十二条	1	汉冶萍联合企业置于中日共管之下；在此之前，无日方同意，不得处置该企业的权利或财产。	写入换文。
第十三条	2	其他经营者事先未征得汉冶萍公司同意，不得在汉冶萍邻近地区采矿。	删除。
	第四号	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不可割让
第十四条	1	中国沿海的任何港口、海湾或岛屿，均不得割让或租借第三国。	删除。中国总统单独发表同样的声明。
	第五号	日本对中国内政及其它权利的干涉
第十五条	1	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和军事顾问。	搁置。留待日后磋商；一九二二年被日本政府放弃。
第十六条	2	准许中国境内的日本医院、寺庙、学校拥有土地。
第十七条	3	在有中日冲突和治安纠纷的中国地区，设立中日共管或拥有双方工作人员的警察部门。
第十八条	4	日本供应中国50%或更多的弹药，或建立一个由双方共管、雇佣日本专家、使用日本原料的兵工厂。
第十九条	5	授权日本修筑连接武昌与九江——南昌线的铁路，以及在南昌与杭州之间、南昌与潮州之间修筑铁路。
第二十条条	6	由于福建省与日本殖民地台湾（福摩萨）邻近的位置关系，在该省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建造海港需要外国资本时，须首先与日本商议。
第二十一条	7	授权日本国民在中国传教。

五四运动爆发原因之巴黎和会

1917年，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协约国，派出十余万劳工赴欧洲参加战斗。当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作为战胜国，全国人民欣喜若狂，政府宣布放假三天，并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游行以示庆祝，中国人沉醉在一种错觉和幻想之中，造成这一感觉的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论调，而且这句话几乎成了当时人人的口头禅。特别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条款十四条》更加具有迷惑力，不少人甚至跑到美国大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陈独秀也说威尔逊“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高兴之余，人们把“克林德坊”拆除，改在中央公园建一个纪念碑，大书“公理战胜”。

中国将战前耻辱战后来洗刷的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上，提出7点希望：

1.废弃势力范围；

2.撤退外国军队，巡警；

3.裁退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

4.撤消领事裁判权；

5.归还租借地；

6.归还租界；

7.关税自由权。

接着在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提出撤消“二十一条”的要求。

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团员全部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5人。但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所以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我们再来看看巴黎和会的组织。“巴黎和会的正会长由法国代表团长克里孟梭担任。副会长由美国代表团长蓝辛、英国代表团长劳合乔治、意国代表团长奥兰多、日本代表团长西园寺侯爵担任。

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最高会议，类似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安全理事会一样，这个最高会议设一个议长，由法国内阁总理克里孟梭兼任，议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外长毕勋、意国首相奥兰多，外相沙尼诺、日本西园侯爵和牧野男爵。”（《北洋军阀史话》第三集，丁中江著）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法、美、英、意、日五国手中。其他20多个国家不过是会中的点缀，中国作为弱国，在会议中的被动局面可想而知。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在凡尔赛宫开幕。驳回中国的希望──提案，理由是提案不在和会权限之内。于是希望只剩下解决山东问题了。

1月28日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顾维钧说：“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不得不力争者也。”

日本代表牧野说：“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未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

4月16日，美国总统提出折衷办法：“原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由和会暂管或交五国共管，但日本强烈反对。

22日，和会上，美国表示无能为力，并质问中国代表：“1918年9月为什么与日本订约”。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提出两项办法，要中国任择其一：“一、添中国协定凭据；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益。”法总理克里孟梭说：“我同意”。

会后，尽管中国代表反复申述，均告无效。

消息传出，满心欢喜的中国人民犹如凉水浇头。强烈要求废除密约，并开始把愤怒转向签订卖国条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陈独秀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国力强弱分配权利吗？”“威尔逊总统的和平意见，现在也多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我们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

4月30日，和会议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完全满足日本的要求。

巴黎和会失败了！

五四运动（一）

五四运动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前后长达十余年的新文化运动，其内涵与外延都相当广泛，前后期的变化也相当复杂和明显；狭义的五四运动则指1919年因山东问题而引发的爱国热潮，以1919年5月4日的北京大游行、火烧赵家楼以及学生被北洋政府逮捕为标志。

首先，我们说一个许多人都容易忽略的问题，为什么单单选定五月四日？

巴黎和会的消息不断传到北京，中国公众顿时陷入沮丧和愤怒的情绪之中。这种情绪在青年学生中更加强烈。到了四月底，北京的一些学生组织包括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工学会、同言社和共学会召开了一个会议，酝酿举行游行示威，并计划将这个日期定在5月7日，即国耻日和日本就“二十一条”提出最后通牒四周年纪念的当天，以此抗议中国政府内部的卖国贼和列强在巴黎和会的无理决定。

这个决定很快得到北京所有大专院校学生团体的赞同，为首的有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及政法专门学校。在这次会议上，学生们还决向全国报界和公共团体发出一份通电：

青岛归还，势将失败，5月7日，凡我国民当有觉悟，望于此日一致举行国耻纪念会，协力对外，以保危局。

此次会议之后，5月1日和3日从巴黎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使人震惊。以私人身份赴欧考察的梁启超这时正在巴黎，他不断飞电国内，希望国民民间团体与舆论界一致对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最好结果。但他一次次疾呼，一次次失望，4月24日，先期得到噩耗的梁启超致电国内，这是一封最早通报中国外交失败的电报，5月2日《晨报》全文刊出。

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第二天，5月3日下午1时，学生在北京大学贴出一张布告，号召北京所有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召开临时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我们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封电文对于五四运动爆发的作用，无异为游行提供了一条导火线[5]。

当晚7时，临时会议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参加的学生有一千多人，除北大的学生占多数外，还有来自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工业专门学校等校代表。国民杂志社的领导人之一易克嶷做主席。《京报》社长、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邵飘萍首先发表演说，他感情激昂地向学生代表报告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决议，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及当前的形势。最后，他大声疾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张国焘也登台发言，因为是第一次在重要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讲，张的情绪不免有些紧张，加上他的萍乡口音很重，像“群众运动”这样的重要名词的发音，也不易被人听懂，但他的演讲还是博得了热烈的掌声。后来“群众运动”也几乎成了他的诨号。

在学生中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也作了演讲，产生了更大的鼓动力量。这时，会场的气氛激愤而狂热，一位北大法律系的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更有甚者，一位学生哭着诉说，如果会议不对示威游行作出肯定的决议，他就当场自杀。于是，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了四项决议，将游行改在5月4日。决议如下：

1. 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2. 通电巴黎和会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3. 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活动；

4. 定于5月4日（星期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并由许德珩拟写《北京学生届宣言》：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苦，极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语言激烈，虽有“手枪炸弹”字样，但并未实施。会议结束时，已是11点了。

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操场角北端的西花厅，也正在举行一个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都是刚刚成立的北京高师工学会的成员，约几十人。

插说一句，解释一下工学会。工学会的“工”即“是应用吾人已有的知能，去造作一切有用的事物”；“学”是“未有知能，或知能不足，去求知能。”[6]说白了就是“作工与求学”，凡是会员除专攻学术外，往往利用课余作工，与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很相似，提倡工学主义。

本来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为了响应7日的大会，商讨4、5、6三日中联络各校学生的事项。“但后来大家讨论，恐怕时间拖迟，消息泄漏，会引起反动政府事前的阻止或镇压，而且第二天是星期天，不要同学罢课参加，也容易得到一般同学的同情而可以扩大人数。” [7]（周予同《五四回忆片断》）这与北大等学校改定的日期竟不谋而合。

在讨论游行的方式时，会员中出现了辩论，有人主张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有一部分主张暴力的会员主张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暴动。其中数理部的匡互生主张最力。（请大家记住这个名字，此后他将在本文中不断出现。）这个提议在群情激愤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来暴动，都没有加以细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据说有位同盟会的老会员答允提供一把手枪，但没有结果。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已从上高师附小的曹的儿子处探听到，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早从大栅栏廊房头条一带的照相馆中设法到手，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其余少数同学也只分别带些火柴、小瓶火油，以便相机利用，但是当时即使是化学科的同学，也没有想到用烈性的药物。”[8]

于是，第二天“五四运动”爆发了，如果不是上述会议的更改日期，恐怕我们今天要纪念的是“五七运动”了。

五四运动（二）

1919年5月4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二，立夏前两天。

旧京风俗，四月初一至十五日，妙峰山举行庙会，《燕京岁时记》说这里“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另外四月初八是浴佛会。正是北京的春天，可谓“春暖花开”时节。

从《鲁迅日记》中，我们可以了解当天的天气：1日有雨，2日放晴，3日夜里起风，4日昙（多云）。这样的和煦天气正适合室外活动。我们从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