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潮流80载

新文化 新人类

风气之辩:移末世遗风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上海、北京大造舆论的时候，一些地方的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则为建立一种新道德、新风尚而努力实践。进步青年团针对当时社会的恶风陋习和青年学生中沉醉于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腐败生活( 嫖、赌、烟、酒、鄙弃劳动等)的恶劣风气， 订立各种戒约，把遵守这些戒约看作是改造社会、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开端。 互助社的戒约是：不谈人过失；不失信；不恶待人；不作无益事；不浪费；不轻狂；不染恶嗜好；不骄矜。新民学会的规律(即规则)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旧文化包括旧道德、旧礼俗有了比辛亥时期更进一步的觉悟，由于对世界了解更多，思想比以前更为解放，许多青年成为旧礼教的叛逆者，破旧俗、立新风的激进派，并通过他们影响到家庭和社会。因此，在“五四”运动前后，在复古逆流泛滥的同时，中国社会风俗然保持着继续演变的势头。

男女之辩:破教大防社交公开

　　为了能够为女子制造一个保持贞操的环境，古人的办法就是“男女授受不亲”，规定“男女不杂座”，“叔嫂不通问”。
　　清末民初女子参与外界之事日渐增多，或走出家庭进厂做工，或只身远出求学，但突破男女礼教大防的进展并不大，女子在社会上的活动多处于严密的防范之下，“男女有别”仍是一些工厂、学校重视的准则，即使是看戏也男女分座。有的学校甚至规定男教师必须年满50岁，且留胡须，对女生讲课，二目必须仰视，不得看学生面孔。 有人讥讽说：“若言男女可以同校，罗汉岂不要塑在观音庙。”进步青年一面发表文章，抨击礼教大防，宣传男女社交公开的重要意义；一面在革命斗争和社会活动中以实际行动实现男女社交公开。当男学生因街头演讲而被反动当局逮捕后，女学生们冲破阻力前往监狱探望；当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需要联合行动时，女学生的团体与男学生的团体实行联合。天津的男女学生走在联合的最前面。
　　 1919年9月16 日成立的“觉悟社”由人数相等的男女学生组成，并规定吸收新社员也须遵循男女对等的原则。这些热情、单纯的青年用号数(以抽签方式决定)作为个人代号，以代号谐音取名，以此象征消除男女有别的痕迹。如周恩来的别名“伍豪”，就是因他抽到“5”号而得名， 而邓颖超则取名“逸豪”(1号)。 “五四”运动的洪流冲决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堤防，此后，男女青年的交往增多。

一封情书
　——郁达夫致女友王映霞书
映霞：
　　今天接到你自杭州发来的两封信，看了使我异常的感到对你不起，因为你为了我，在那里受苦。我希望你能够信赖我，能够把我当作一个世界上的伟大的人看。更希望你能够安于孤独，把中国的旧习惯打破。所谓旧习惯者，依我看来，就是无谓的虚荣。我们只有坚强的爱，就是举世都在非笑，也可以不去顾忌。我们应该生在爱的中间，死在爱的心里，此外什么都可以不去顾到。
　　映霞，我只怕你的心要摇动，要看了那些世俗的礼节虚荣而摇动，所以在这里我诚诚恳恳的求你，求你信赖我到死，把我当作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看，比一切礼教，虚荣，金钱，名誉，都要伟大。因为我对于你所抱的真诚之心，是超越一切的。我可以为你而死，而世俗的礼教，荣誉，金钱等，却不能为你而死。

情爱之辩：张竞生

　　张竞生，广东人，曾留学法国，因发表《性辩》被称为“文妖”，其著作一直遭禁。
　　1923年6月20日， 曾经挑起爱情大讨论的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表示，他希望及早结束这场讨论。为此，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公开答辩文章《答复“爱情定则的讨论”》以结束这场论争。他提前答辩的原因是，要到蒙古和东北旅行，实在等得耐不住了。爱情比较和变迁的原则是否适用于婚后?张竞生的回答是肯定的。 所谓比较和变迁，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夫妻之外再去寻找第三者。已成夫妻的人，了解了爱情变迁的定则，应该使爱情日日进化，这对于世道人心与移风易俗有极大的裨益，决不是诱人为恶。“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一定则中所说的朋友，是广义的朋友；但夫妻不是普通朋友，正如同说马是兽类的一种，而跟同是兽类的“牛”并不相同。用夫妻的性生活来证明夫妻不是朋友之一种，张竞生表示不能苟同。他认为性交与爱情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先有爱情，而后才有性交，不是先有性交，而后才有爱情。虽不是夫妻，也可发生性交；若有美满的条件后，有无性交，爱情都是一样的。
　　张竞生答辩完之后，《晨报副刊》又刊登了3封有关来信， 这场讨论宣告终止。

人鬼之辩：中国有奴有鬼无一人

　　“五·四”时期，在复古逆流泛滥时，“祀天、信鬼、修仙、扶乩”一类的迷信活动也猖獗一时，有人甚至宣扬“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的荒谬观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激愤地指出：“我们中国的地方有几处没有庙宇与神坛呢? 中国的人有几个不崇拜偶像与乩仙呢?再进一步说，中国的家庭有几家不设神龛， 不崇拜祖先呢?”所以，“全国的人都只知道做鬼， 弄得满国的‘ 阴风飒飒’、‘鬼气沉沉’”，中国国中只有奴隶与鬼怪 而“实无一‘人’”。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请来了“赛先生”(即科学)，用自然科学作武器，抨击有神论和有鬼论。陈独秀发表《有鬼论质疑》指出，“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如果“鬼神之说大张，国家之运告终”。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还主张破除偶像崇拜，他们反对偶像，连上帝也在应破坏偶像之列。他们将佛教的阿弥陀佛、金刚菩萨，基督教的耶和华上帝，道教的玉皇大帝等等，都列为骗人的偶像之列，号召人们破坏它，而建立真实合理的新信仰。这超出了反对泥菩萨、木雕像的意义。